節節升高的房價，除了帶來民怨以外，也引起資產泡沫的憂慮，尤其歐美的殷鑑不遠，更讓人擔心，若房價泡沫化，脆弱的台灣經濟更是不知伊于胡底。在2009年第4季，央行還認為房地產上揚只是某些特定區域的現象，認為沒有必要採取全面性的抑制措施。不過，到了2010年，在農曆年過後，央行卻開始大動作要求銀行採取信用管制措施，立法院也開始注意，此一問題成為最近幾周立院財委會的焦點。而以「庶民經濟」為標榜的馬吳政府，則陸續推出許多政策風向球，例如開徵「豪宅稅」，或者實施分段式住宅用房屋稅等措施，以測試民意反應。使台灣也步上中國後塵，展開「打房行動」。
#@1@#財經記者出身的台北市議員王鴻薇也指出，要抑制房價，用對政策工具很重要。她認為，台北市針對豪宅課的所謂「豪宅稅」，其實並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畢竟，這些稅對真正的有錢人，根本是九牛一毛，甚至因為政府的認定，反而提供了某種「認證」效果，甚至更帶動周邊的房屋行情。至於財政部研議中的分級房屋稅作法，王鴻薇則直指，這對於未參與炒作房市的民眾不公平。她指出：「很多家住仁愛路的人，是30年前就買了，他沒賣房子，也沒參與炒作。這政策實施後，他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不一定公平；也許他住在官方定義的『豪宅』，但現在卻正在失業也說不定。」王鴻薇認為，目前央行的信用管制是一個對的方向，另外若從資本利得課稅的角度出發，課稅也是一個符合社會正義的解決方式。因為前者可以增加炒作房地產的難度，尤其取消寬限期，應該可以減少利用銀行貸款短期進出房市的投資客。至於後者，如果可以針對炒作房市的資本利得課稅，應該也可以減緩投機風氣，只是如何界定，恐怕需要政府與銀行協商出一套標準，以區隔正常的投資買賣與投機炒作。許多銀行將房貸當作放款主力，在某些外商銀行眼中，也不是一個好的策略。花旗銀行董事長利明獻就指出，房貸放款在花旗銀行所占的比例並不高，主要原因是，「從獲利的角度來看，房貸不是right target market(對的目標市場)」。他解釋，因為房貸市場競爭激烈，各銀行幾乎都在削價競爭，為了吸引客戶，更設計出許多蜜月期的優惠，「一不小心，很可能獲利就被侵蝕。」不過，對大多數銀行而言，房貸的額度較大，作一個房貸，可以抵10個，甚至數十個信貸業務，而且又是有擔保的放款，對有錢借不出去的銀行而言，房貸業務對消化放款業績貢獻度極高，因此，過去幾年各銀行莫不積極衝刺房貸業務，目前也沒有明顯降溫。
#@1@#若要抑制銀行對於房地產的放款量，光是政策上的強制措施還不夠，如何將資金引導到對的方向，是政府的當務之急，更是讓房價趨向合理化的關鍵。舉例來說，保險公司競標土地，也在這波「打房潮」中，被列為炒作房地產的元兇之一。不過，第一銀行發言人周伯蕉指出，若不是投資房地產的豐厚獲利，台灣的壽險公司恐怕要面臨更高的財務風險。畢竟，「國內其實找不到比投資房地產天期更長的投資型商品」，如果不投資房地產，要鎖天期10年以上的利率，有其難度，能使用的工具也相當有限。這也是國泰、新光等保險公司積極投資房地產的原因。周伯蕉指出，「其實銀行也不是沒有風險意識」，對於所謂的「豪宅」放款也相當小心。主要是因為豪宅價格高，流通性有限，在鑑價上，第一金(2892)對於所謂的豪宅相當嚴格，對於放款人的財務也相當注意，政府才要注意政策的精準度。
#@1@#花旗銀行總經理管國霖則表示：「低利率是房地產需求增加的誘因。」因為利率低，讓原本買不起房子的人也負擔得起貸款，加上寬限期的設計，更是刺激一般民眾購屋的誘因。他認為央行有意針對投機客的信用管制措施，基本上是正確的。「畢竟，若央行沒有從政策的高度上作出決策，很難約束個別銀行(採取一致的行動)」。不過，對於投機與投資的定義，政府是應該與銀行協商討論出一致的標準，否則銀行將各行其政，效果自然有限。另外，他認為這些措施也應該溫和進行，「不能一下子打到死」，否則反而有不良的副作用出現。而配套措施的推出，更是政府的當務之急。管國霖指出，多年的寬鬆貨幣政策，加上台商資金回流，讓台灣的市場充斥資金，台灣的利差在最近幾年始終維持在相對低檔，即使美國發生次貸風暴，還有前年的金融危機，其利差與利率水準都還是比台灣低，更不用說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台灣也是最低的。另外，為了吸引資金回流，政府實施了許多降低遺產稅率等措施，也讓資金回流得更多。這些資金在無處去的情況下，投入相對報酬率較高，或風險較低的房地產也相當自然。管國霖認為，政府應該要提出明確的產業政策方向，或長期的國家公共建設計畫，並搭配相對的工具，例如長天期的公債等，將中長期資金導入這些公共建設，讓資金有更好的去處，也可以提高GDP成長，也可以讓國民所得增加，相對讓房價趨於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