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金麗萍、秦振家 文／秦振家)近日，論辯激烈的基本工資，豈只是一個數字問題？事實上，它對塑造一個社會的氛圍，具有不可忽略的導引力量。君不見，前一陣子，我們的社會討論新鮮人22Ｋ起薪的話題，整個社會瀰漫著對新世代的焦慮：台灣是不是已進入低薪時代、大學生怎麼如此不堪…，這一股悲觀氣氛，匯聚成一股「向下沉淪」的拉扯力道：年輕人的價值不被肯定、對未來無法規劃…，存在的意義，只是活著。一二○萬勞動者 平均月薪不到二萬元如今，「最低工資」的議題，已漸漸滾燙起來；因它絕非僅限於邊緣勞動者。此時，若將它視為「向上提升」的著力點，透過調高基本工資，提振翻轉台灣一段時日以來低迷混亂的景況，這未嘗不是一個積極性的思維。長期關心勞工議題的立法委員林淑芬，在訪談中，即以數字說明，「最低工資」是全體勞工的問題，並不只限於邊緣勞動者。她表示，在台灣，有一二○萬名勞動者平均月薪不及二萬元；其間，包括二十至二十四歲的青年勞動者，五十五至五十九歲的中高齡勞動者，和非典型勞動者、低階製造業、服務業及外籍勞工，占台灣八百萬總勞動人口的一五％。林淑芬強調，平均而言，目前台灣企業的獲利能力，優於二十年前，只是，企業獲利成長的果實，並未與員工分享。但遇到景氣波動的不確定因素時，則是將應由資方負擔的景氣風險，轉由勞方埋單。當企業主對勞方愈來愈苛刻，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就是消費能力嚴重下降；另一方面，看到四處蔓延的金錢遊戲，結果，導致貧富差距愈來愈大。迫於法律 不如發自內心林郁方委員提出，我們是一個儒家社會，靠的不是法律，而是自省能力。與其由政府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來規範企業家，得不到員工出自內心的感謝；不如由企業家主動分享財富。林郁方引述：「窮人因善而樂，富人因善而貴」，藉由真心行善，贏得社會的尊重；而非將行善視為公關或行銷的工具。林郁方認為，真正成功的企業家，都應該是理想主義者。當他有能力照顧弱勢時，應是樂於讓大家分享他的成功和喜悅，也藉此讓更多人得到較好的生活，實際參與打造一個和諧社會。而林淑芬、林郁方委員都認為，「最低工資」仍需考量最低生活費用及撫養人口，不應是目前的一九二七三元，林郁方提出合理的「最低工資」為二二六三九元。吳育仁委員另指出，勞資雙方對基本工資調漲，主要爭議來自於勞動部並未提出精準的調查統計數據。目前，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進行「最低工資」調漲的附加條件是：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上升累積達三％，而失業率達四％以下；但深入探究，ＣＰＩ代表的是整體物價指數，無法精準反應真實民眾生活所需，就部分調查顯示：食物等民生物資上漲幅度高達六％至七％。少了科學數據 欠缺討論基礎面對數字落差，吳育仁表示，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未在勞工生活需求的真實統計數據上進行討論，欠缺扎實的基礎，如何形成共識？吳育仁舉英國為例，在英國，設有「低薪資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每年會以社會科學方法進行統計調查，作為擬定基本工資的依據。在台灣，少了這個制度，就失去討論基礎。網路意見領袖怎麼說李全興你可以說基本工資保障了弱勢勞工。但也可說，當業主因而無法負擔，也許會裁員甚至停業，是典型的「爾愛其羊，吾愛其禮」的例子。謝耀輝讓政府補助資源從大企業重新回到中小企業，然後撒豆成兵，活化底層。Kyle Lin其實台灣有很多產業已經非勞力密集，但是老闆給薪的方式還是偏向傳統，尤其有「我不能破壞行情」的思考。黃玉米（昱銘）政府應該更努力經營，讓大環境成為一個適合「願意回饋獲利給員工的企業」的生存環境。洪大倫為什麼我們無法改變？很簡單，因為當別人在抗議薪資不公的時候，你沒有發出聲音。Gene Hong我這邊遇到（領基本工資）的不多... 我是受薪階級，沒甚麼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