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南韓出現一個熱門名詞：「三放世代」，形容新世代南韓年輕人成為放棄戀愛、放棄結婚、放棄生子的世代，最主要原因出在努力工作卻還是薪資停滯、無法升遷。甚至再衍生出「五放世代」，放棄戀愛、結婚、生子、買房、人際關係，再加上最後放棄理想和希望，成為「七放世代」。南韓情況有多悲慘？在《憤怒的數字》一書中，清楚描述了他們的現狀：「三五．一％的家庭體驗過貧窮，低收入戶家庭負債是年收入的兩倍，家庭負債是OECD國家的兩倍，教育水準最棒，幸福指數最低，女性十人中四人為低薪勞工……」去年南韓經濟成長率下降到二．六％，青年失業率超過一○％，而且在南韓通常只有家境好的人才可以上頂尖大學，也只有頂尖大學的畢業生才有機會得到好工作，韓國人常說：「進了三星上天堂，不進三星下地獄。」因為一般的南韓青年只能獲得兼職或派遣工的工作機會。但是，南韓工時長是舉世有名的，與台灣不相上下。去年工時二一一三小時，台灣則是二一○四小時，同樣的，努力工作卻得不到相對薪資的成長。過去衡量一個人最基本的成就，會說是五子登科，出社會後擁有車子、房子、妻子、孩子、錢子是最根本的追求，跟「五放世代」就形成了對比。南韓的放世代會不會也出現在台灣？當我在閱讀南韓新社會研究院出版的這本《憤怒的數字》時，每看一個數字，都會想到台灣的現況，越比對越心慌，兩者之間有太多的相似了。例如書中提到南韓是「出生率最低的社會」，從一九七○年的四．五三個到二○一二年的一．三個，二○○五年更曾降到最低一．○七個，這是南韓的數據。台灣二○一三年總生育率只有一．○六五，二○○八年只有一．○五，少子化的現象，台灣比南韓更嚴重。南韓去年經濟成長率下降到二．六％，台灣更是連保一都有困難。同樣面對多數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貧富差距，而財富的Ｍ型化，也呈現在教育的Ｍ型化上，台灣的有錢人上國立大學，窮人家念私立大學的趨勢也在發生中。 台灣與南韓在諸多經濟、社會數字上有同有異，各有不同的問題，都是執政當局能否穩定政局的重大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