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所得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勞工代表們抱怨：資本的輸出迫使他們接受較低的工資水準，甚或讓他們丟掉飯碗，因此，這種資本輸出會傷害到他們。海外投資也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根據研究，大多數的投資都是流入其他高所得的國家，其中有許多國家的薪資水準接近於美國，甚或比美國還高。此外，在1997年美國赴海外投資的金額中，有80％係位於其他的高所得國家，由於這個原因，絕大多數的海外投資，也並非特別限定在勞力密集的產業。雖然在開發中國家的投資，相對而言，是屬於勞力密集的產業，可是這並不意味著工作機會的流失，一部分的原因是，在這些整體經濟的變革以及整體就業這兩者之間，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再者，美國的直接投資和出口係有互補的傾向，也就是前者愈多後者也會愈多，因此，正如我們所預期的，海外投資在摧毀工作機會的同時，也會創造出其他的工作機會。
#@1@#此外，外國直接投資的機會也在如下三個重要層面上，改變了公司與其員工之間的關係：首先就是公司與員工之間的所謂「國家同盟」關係已經打破，時至今日，擁有外國工廠的企業並沒有與其員工一起分享保護主義者的利益，對於我們這些想要見到貿易機會得以維持甚至擴張的人來說，這不啻是個值得期待的改變。這是個利益立場一致的改變，跨國企業的利益並不等同於其本國的利益，也不再等同於其本國員工的利益。套句我所發明的詞彙，這些跨國企業已成了「無根的世界主義者」。如果有機會拜讀那些批判者的文章，就不可能不了解這種「無根的浮萍」正是他們所深惡痛絕的，尤其那些對產業工會深表認同的人，對這種現象更是打心底裡厭惡。這些人無不希望這些企業都在國家政治勢力或地方政治勢力的控制下，並深深認同他們國家的勞動人力或當地的勞動人力，而非在海外就業的人士。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自己仍然保有舒適而安逸的生活環境，並且對外人的利益視而不見。
#@1@#其次，則是企業擁有一附加的退出選擇，這是個他們可以在談判中善加運用的威脅。至於此一威脅究竟有多大的效力？雖然會視狀況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可是至少這個威脅，已經足以讓勞動人力，無法將成本強加在其雇主身上，雇主早已不受所謂談判的底線所束縛了。如果我們認同某些勞工的利益，而反對其他人的利益（包括那些外國的勞工），那麼這將造成一大損失。
#@1@#第三項同樣明顯的變化則是對外投資的可能性，借用愛德華‧路渥克所發明的詞彙，對外投資（貿易也有同樣的作用）就像「渦輪增壓器」一般，讓市場經濟的馬力大增。簡言之，對外投資會加速經濟變遷的速度。經濟變遷的過程中永遠有失有得，但在一個正確運行的市場經濟中，利得會超過損失。可是任何由市場變遷所造成的個別淨利得，在相較於總利得和總損失後，都顯得微不足道。當我們看到某一工廠關閉，並由其他國家的另一間新工廠所取代，此現象正是這類快速經濟變遷中一個明顯的徵兆。
#@1@#對許多批判全球化的人來說，對企業的反對並不僅限於它們在經濟上所扮演的狹隘角色，甚至更包括它們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把企業視為一處堅固的要塞，握有大權但卻不必負責任，不但支配了政治而且顛覆了民主政體，它是反民主的，正如貴族階級那樣反對民主。許多批判自由化的人士都認為，民主政體是一個由同質性公民所組成的活躍團體，透過深思熟慮以及最後的投票程序，而對所有切身事務達成集體性的決策，這就是希臘城邦國家式的民主，或是由市民會議決定一切的民主。這種民主形式很吸引人。但是，龐大的財富勢力（包括大型企業）卻會讓這種民主類型徒勞無功，並可能會以亞里斯多德所謂的寡頭政治或是財閥政治的形式出現，威脅到民主的替換。然而我們也必須捫心自問，對現代民主的這種觀點難道是正確的嗎？抑或只是外表似乎言之成理，但實際上卻錯得離譜？
#@1@#政府所採取的決策在技術上來說，都是複雜的，通常也更牽動國際社會，再者，經濟都是受到規範的、都是術業有專攻的，在技術上亦都是先進的，因此政府本身和過去相比都要來得更大、更複雜、更具強迫性，且更得著眼於國際事務，況且，現在政府所面對的事務龐雜繁多。所以對於公民來說，要想就其中絕大部分的事務達成合理的決定，已變得不可能。因此，就實務上而言，政府遂由批判者所期待的形式，也就是由有承諾在身的公民所組成，淪為只著重單一議題且被激進組織所把持的形式。然而由綠色和平組織或產業工會所組成的政府，在先天上並沒有比由殼牌石油或英國產業聯盟所組成的政府更民主。綠色和平組織有它組織上不可避免的任務：它必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並動員支持力量，如果這就表示誇大、錯誤陳述或全然的詐欺，那這就算是它們的民主方式吧！因此就實務而言，綠色和平組織所建議的轉變，只會把我們從金權政治淪落到煽動式的民主，而亞里斯多德則把它歸類為另一種邪惡。如今，我們是在所謂的多元民主下生活，至於其原因則以曼庫爾‧奧爾森的解釋為最佳：當所獲得的影響力耗費成本至鉅時，就由擁有最大利益且最能夠消除「搭便車者現象」的組織支配一切。批判者認為企業正位於這些利益之間的說法雖然是正確的，可是他們卻不是唯一的，其他團體也顯示出組織的能力，如產業工會、農民（至少在高所得國家是如此），以及從事競選活動的團體。再者，我們並沒有在更廣大的公民之間進行資訊充分的辯論，而是在周期性的選舉（參與者愈來愈少）中累倒，這樣做只會使天平兩端──一邊是所謂的干預主義者和重重規範的國家，另一邊則是過多有組織的特殊利益──的約定中斷。這是幅美好的景象嗎？不！這可以輕易矯正嗎？也絕不！基督或許會妥善的管理以去除來自於摩門教的兌錢商，可是卻沒有人可以從當代的民主政治中消除特殊利益團體。諷刺的是，成功地把環境和其他規範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激進分子愈多，就會有愈多經濟上的特殊利益團體展開遊說工作，其中包括企業在內。
#@1@#企業固然有其影響力，但是當代國家都遭其把持的觀點卻是大謬不然。不管是美國或是歐盟，都訂有競爭的政策，對於勢力強大的企業以及其野心都能持續發揮抑制作用，比方說歐盟2001年決定防止奇異公司收購漢威（Honeywell），就是個最好的案例。接著再把目光放到規範上，美國和歐盟的規範工具都不斷在增加，而且並不僅限於環境、健保和安全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則是英國在布萊爾政府下所訂定的勞動市場規範，使得政府已淪為大企業打手的說法不攻自破，而英國工業聯盟（CBI）也曾一再反對政府，但卻一再吃敗仗。
#@1@#有些批判者堅持，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所引發的「新自由主義」議題都是企業所帶動的，可是事實卻不然。許多地位鞏固的獨占性企業都大力反對更大程度的競爭，尤其是來自海外的競爭，比方說歐洲的汽車製造商，即反對把他們的市場開放給日本廠商；而鋼鐵和紡織製造業者，通常也是強力主張保護主義的人士；再者，許多企業更反對私有化的主張。記得英國電訊在改為民營化之前，我曾和已過世的阿諾‧溫斯托克（Arnold Weinstock）吃過飯，我們都知道英國電訊壟斷了英國電信服務的供應，是一家安逸太久且成本大得驚人的獨占事業，而溫氏的所屬公司GEC正是他們的設備供應商。此君深知私有化和自由化會讓他的好日子畫下句點，因此，席間猛烈抨擊私有化的論點都是些泛泛空論、不切實際。當然他指責民營化不切實際的論點是錯誤的，不過有一點卻是正確無誤的，那就是民營化對GEC的影響。十餘年後，當這家無路可走的電信設備供應商像馬可尼公司（Marconi）那樣，試圖讓自己返老還童時，卻不幸以失敗收場。自由的經濟都是競爭的、動能十足的，也是不講求寬恕的，的的確確就如絕大多數批判者所厭惡的那樣，換句話說，企業會在獨占和聯合壟斷的情況下優哉游哉。其實自由化和民營化的推手並非企業，而是政府和他們身後的知識分子都相信，民營化和自由化正是他們國家的利益所在。於是，企業只能選擇接受並學習適應，他們非得這麼做不可。或許企業在民主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會讓人感到不適，可是卻是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如果認定我們這社會是由任何單一團體操控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