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海集團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富士康國際控股，從去年2月掛牌以來，股價漲幅相當驚人，激勵了許多台商也想到香港躍躍欲試。雖然到香港上市的成本比國內高，但是本益比和股價也相對較高；此外，香港股市是一個國際化、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吸引了很多台商放棄在國內上市，轉而赴港籌資；更重要的是，對於在中國投資的台商來說，在香港掛牌沒有40％投資中國的上限。
#@1@#種種理由，讓富士康等台商企業選擇到香港掛牌。在過去，中國的投資吸力在於擁有廉價的土地，與廣大的內需市場；而現在，像香港這樣的投資環境更是一塊大磁鐵，對台商來說，就算排隊等候也值得，因為，這是一處能增加國際能見度的平台。台商一定都要去中國發展，才能站上成長的浪頭嗎？一定要到香港掛牌，才會提高在國際市場的能見度嗎？在這次「全民拚理財」的節目中，《理財周刊》社長梁碧霞邀請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董事長石滋宜、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營運長吳德豐，以及泰豐輪胎執行長馬述健，共同探討台商的處境與相關議題。以下為精采節目內容摘要：梁碧霞（以下簡稱「梁」）：年初的時候，富士康的股價從3塊港幣升到目前26塊港幣（10月27日收盤價），大漲了7倍以上；可見香港股市的動力十足。我想要先請教吳營運長，請您從富士康的例子，來剖析台灣股市跟香港股市制度面的不同；還有，為何這些企業放棄台灣，選擇在香港掛牌上市？
#@1@#吳德豐（以下簡稱「吳」）：我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政府對於投資中國的台商回台上市的政策不明朗，之前為建立台灣成為區域籌資中心，擬推出股市「國際版」（又稱境外版）的時間表也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讓想要回台上市的台商無所適從。其次，由於香港是一個健全、自由的投資環境，所以在中國投資的優質台商，為了要在中國快速發展，自然會選擇在香港上市，更快取得來自國際的資金；再者，在香港上市的本益比相對都有很好的表現。第三，是制度面的問題。香港如稅率等相關規定，比台灣更簡化、更有彈性，對於企業來說可提高行政效率。基於以上的有利因素，讓台商決定要在哪裡上市的時候，很自然地會想到香港。
#@1@#梁：台灣的稅制還有哪些方面沒有香港來得有吸引力？請舉例說明。吳：台灣的遺產稅比較高，最高邊際效率可達到50％，但是在香港是零，它們已經取消遺產稅了；至於在個人綜合所有稅部分，台灣40％、香港17.5％；整體說來，香港的稅負比較輕，吸引了很多有錢人和大老闆把熱錢都放在香港發展。梁：其實我們的財政部也並非完全忽視這些問題，但是主要是因為兩個問題，而未做改變：第一，我們的財政缺口太大，赤字太高；如果減稅，稅收將會更少。第二個，是要符合「公平正義」的精神，這種稅法精神不能說不對，但是凡事扣上這頂大帽子，就沒什麼討論空間了。吳：有關於香港的稅制，是針對不同收入、採取不同的方法來計算的；在一定的額度裡，所能扣除減額的幅度比台灣來得寬，所以這個稅制也吸引高所得的人士。在這個前提下，該稅制是鼓勵高級人才的移入，更何況，它所扣繳的所得部分只限於在香港本地，不會扣除香港以外的所得。
#@1@#梁：您剛提到，台商在香港掛牌，是因為在國際市場會提高能見度，而且股市的動能較強；同樣地，股票在香港掛牌有較高的本益比，都是企業主十分關心的部分。接著我想請教董事長：您在十幾年前在生產力中心擔任總經理的時候，也見證台灣曾有的榮景；為什麼我們曾擁有的優勢，現在卻已消逝了？我們政府少做了什麼？石滋宜（以下簡稱「石」）：沒有錯，最好的時機已經過了。但是，世界上所有值得做的事情，永不嫌遲；不管多遲，有所行動與改變就有救；若不改變，就沒救了。所以我說：落伍最大的因素，是來自於「思想」和「觀念」！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台灣的落伍就是只有「台灣與大陸」的觀念，沒有「台灣與世界」──與全球化接軌的概念。這種觀念上的偏差，導致了政府管理企業的態度，讓台灣陷於邊緣化的危機。其實，全球的企業最怕的就是被政府「管」，插手太多，就是死路一條。對很多台商來說，要回來上市，總是要有點誘因，否則他們就會想：我為什麼回來被管，回來找麻煩？梁：所以董事長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政府管太多、太嚴、太緊，所以主管機關應該盡速開放與鬆綁？（「石」頻頻點頭。）我們的開放政策可以模仿或學習香港嗎？
#@1@#石：事實上，小地區最需要做的努力，就是追求開放，完全地開放，才可以和大國競爭。而香港和美國的競爭力不分軒輊，就是因為它夠開放，即使區域市場小，也沒有關係，因為五臟俱全。台灣是介於美國和香港之間，但是比較接近香港的狀態；因此我們應該學習香港的開放政策。梁：請教執行長，泰豐輪胎在台灣上市20幾年了，是否曾在股價低迷，或利多無法反映在股價時思考過，也許「在台下市、在港上市」，是一個新的可能？您對國家的稅制有什麼期待？馬述健（以下簡稱「馬」）：我們是已經在台灣上市的企業，當然希望在該市場能夠永續經營，給股東最大的回饋。不論是稅制或是投資上限等議題，都有可能影響企業向外擴大發展，尤其是到海外擴展業務的時候，更需要資金的借助。我希望我們的稅法能夠更明確、更具備點出國際化的方向。梁：資金是企業最重要的動能，當資金來源受限的時候，企業的發展也會受到影響。企業是跟著資金走，而不是跟著公平正義走，而在公平正義的大帽子下，是否真能對社會各個階層有更實質的幫助，以及對企業的發展有所裨益？我很懷疑。在多重限制下，一家家的台商仍然走出自己的路。舉例來說，泰豐輪胎也是早已跨至中國經營的成功台商。馬執行長，身為企業家第三代的您，如何能帶領泰豐在中國占一席之地？馬：我認為台灣的企業非常了不起，畢竟，台灣的經濟是靠無數個台灣的企業發展，而有今天的成果。我們相信，在綁手綁腳的環境下，台灣企業仍然充滿力道力求突破，勇往直前。以泰豐輪胎來說，它是經濟部最早登記的輪胎公司，已經經營五十幾年了，我們認為現在兩岸的發展各有機會，在台灣是看好出口的競爭力，所以走自有品牌；在中國則是追求降低成本，加強擴大生產線的策略。
#@1@#梁：當初您還未進入中國市場，曾擔憂中國市場被競爭者捷足先登嗎？馬：會。大陸的企業相當競爭，因為全球企業都往中國聚攏，還有中國的國營企業，和當地的企業都在追求進步，不論是在技術上或管理上，都有卓越的表現。以汽車業來說，中國的汽車業發展很蓬勃，另有物流系統和相關建設都在成長，還有汽車零件業在中國的成長也不錯，身處競爭激戰中，我們兢兢業業，不敢放鬆。梁：所以說，您不怕晚去中國，只怕一到中國，發現自己缺乏競爭力。可以這麼說嗎？馬：可以的，我們是在1997年進入中國的，相較於其他上市的汽車相關業者來講，是比較晚進入中國的。由於當時我們考慮到法令的限制，而且對於當地在橡膠化工產業狀況的認知有限，雖然較晚進入中國發展，但是卻把投資風險降到最低。梁：其實，以企業經營的角度思考，沒有早去、晚去的問題，只有「去了，能否成功」的問題；請石董事長補充您的看法。石：台商最初到中國發展是基於低廉「成本」優勢的考慮，而在中國快速成長的過程當中，也形成了廣大的「市場」；不論是製造的優勢或是廣大的市場，這是階段性、行業別的差異。就好比在中國的機械、電機所做出來的產品，是以出口導向為目的；但是像原料如水泥，就是為了提供當地市場的需要。梁：馬執行長如何看待很多企業紛紛赴港掛牌的現象？您以業者的角度來看，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馬：如果政府的專業或管理能力很強，透過它的介入，會給予產業發展很好的指引；在去年的布胡會中，中國向美波音公司購買70架波音737客機，訂單總額高達50億美元，並於布胡會中簽訂，美國總統布希就是這場交易的催生者之一。但是，如果政府的專業不夠，就像石董事長所講的，當然還是鬆綁原則至上。梁：布希帶著波音公司到中國去談生意！很難想像這種情形在台灣發生，因為，這是需要政府有宏觀的視野，來協助台商在世界各地發展。此外，以台灣環境來說，這勢必引起勾結利益的聯想，可能就會無疾而終。
#@1@#吳：有關於政府提出40％的赴中國投資上限的初衷是，希望藉此限制資金外流，但是這個限制卻造成了反效果。此話怎講？台商企業在中國投資發展屢屢受限時，在心態上，就不會把賺到的錢積極匯入台灣。所以我主張，政府應該在關鍵時刻多為企業設身處地，這種良性循環的結果是，台商會很樂意把錢拿回台灣。梁：最後，我請教石董事長，您認為我們在中國還有什麼投資機會？石：台灣是農業技術有前景的國家之一，在中國發展的機會在於農業；此外，我們又有農業經營管理的機制，所以在大陸開發有機農業的產品，如水果和蔬菜，是大有可為的；尤其是2008年在北京奧運的時候，那時候全球的運動員、貴賓和媒體都會蜂擁而至，可以享受到台灣和中國合作開發新的水果，大家也會認知到：台灣是一個這麼重要的農產品輸出國。梁：台灣的核心競爭力來自於產業的技術、管理和人才，我們要利用這些優勢把自己發揚光大。我們除了要在政策和資金的議題追求更多開放的可能，同時要求企業主能夠拿出誠信原則，全力以赴經營公司，把最好的利潤回饋給股東，讓台灣的投資人繼續支持你。（本文內容摘自超視「全民拚理財」節目，請鎖定本周日晚上8點收看精采節目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