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摘選「黑色星期一」一章，詳實紀述在老布希時代，葛老如何維持聯準會獨立性，與政客對抗、合作，共同克服美國財政赤字危機。對照目前台灣的經濟與財政困境，可供我們鑒往知來。當喬治．布希（老布希）在1988年秋季勝選時，我希望聯準會可以和他的政府相處融洽。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誰來接雷根的位置，都要面對重大的經濟挑戰：不只是景氣循環逐漸往下走，還有龐大的赤字及快速增加的國家債務。我想布希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接受提名的演說中宣布：「讀我的嘴唇：沒有新的稅。」時，他是豁出去了。這句話成了名言，但從某個角度看，他必須處理赤字問題──而他把自己的一隻手給綁死了。
#@1@#我最擔心的是，許多聯準會的資深人員也和我的看法一樣，新政府竟然在經濟還很強，足以吸收縮減聯邦支出所造成的影響時，就貿然去處理赤字問題。大幅的赤字具有潛伏性效果。當政府透支時，就必須借款以平衡帳務。借款是以銷售國庫券方式行之──這會把原本投資於私經濟的資金吸走。我們的赤字已經非常高（5年來平均1年有1500億美元），這會掏空我們的經濟。大選後我提出這個問題，並在國家經濟委員會上作證，這個組織是雷根在1987年崩盤後所成立的跨黨派組織。赤字不再是遠在天邊的未來問題，我告訴他們：「長期很快就變成短期。如果我們不立即採取行動，其效果就會越來越明顯，而且馬上就出現。」結果不出所料，由於布希保證不加稅，這次的委員會也就僵在那兒，共和黨主張刪減支出，而民主黨則主張加稅，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很快就發現，我還是和競選期間一樣，和布希總統爆發公開衝突。1月，我在眾議院銀行委員會上作證時表示，通貨膨脹的風險還是相當高，聯準會的政策是「寧可過度限制，而不要過度刺激。」第二天總統對著新聞記者，公開挑戰這種方法。他說道：「我不想看到我們為了對付通貨膨脹而採取強烈措施，卻阻礙了經濟成長。」
#@1@#他要面對日益惡化的貿易赤字及工廠外移的政治惡象。刪減聯邦赤字的壓力終於迫使他在1990年7月接受妥協之下的預算，這個預算破壞了他不加稅的承諾。短短幾天之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後證明，隨之而來的波斯灣戰爭大幅提升他的支持率。但由於油價上漲，加上不確定性傷害了消費者信心，這次危機也把經濟帶進我們所憂慮的不景氣。更糟的是，自1991年初開始的復甦卻異常的緩慢而貧血。這些事件大多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但儘管當年的經濟成長還有4.1％，還是讓柯林頓以「笨蛋，問題在經濟」這句話有效地在1992年大選中打敗了布希。有二個因素使得經濟狀況變得極為複雜。第一個因素是美國儲蓄業的瓦解，意外地造成聯邦經費大量枯竭。儲貸銀行興起於二次大戰之後，以其現代的營運形式融資給郊區的建築案，這10年來，已經出現一波波的失敗風潮。70年代的通貨膨脹──加上解除管制失控，最後竟出現舞弊──讓數以百計的儲貸銀行倒閉。根據最初的構想，儲貸銀行只是簡單的抵押放款機器，典型上，客戶把錢存在儲蓄帳戶的存摺裡，利率雖然只有3％，但有聯邦存款保險；然後儲貸銀行把這些資金以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6％的方式貸放出去。結果，數十年來儲貸銀行成了可靠的賺錢機器──而儲蓄業也成長得非常龐大，1987年計有3600家，資產達1.5兆美元。
#@1@#但通貨膨脹宣告這美好時光的末日到來。通貨膨脹急速把短期和長期利率拉高，造成儲貸銀行被軋得很慘。對一家典型的儲貸銀行銀行而言，存款的成本立即暴升，但抵押放款業務的週轉卻很緩慢，收益因而衰退。不久，許多儲貸銀行出現赤字，到了1989年極大多數的儲貸銀行就技術上而言已經破產：如果他們將貸款出售，其資金尚不足以支抵存款。國會一再試著去撐住這個產業，但主要是靠提高由納稅人負擔的存款保險額度（每個帳戶從4萬美元增加到10萬美元），並放寬儲貸銀行所能承作的貸款種類。沒多久，大膽的儲貸銀行經理人就融資給摩天大樓、休閒旅館，和數以千計他們根本就不懂的案子，結果通常是賠光光。其他人則趁著法令鬆綁進行舞弊──最惡名昭彰的是查爾斯．基亭，一名西岸的商人，最後因以假的不動產交易誤導投資人及銷售毫無價值的垃圾債券，被判恐嚇詐欺而送進監牢。據說基亭的林肯儲蓄公司業務員教天真的存款戶把他們存摺裡的儲蓄轉到由基亭所控制之高風險且無保障的創投資金。當公司垮掉時，收拾善後花了納稅人34億美元，而且高達2萬5千名債券持有人共計損失了2億5千萬美元。
#@1@#我和這場亂局有複雜的關係，並不只是因為我的職位，還牽扯到我還是私人顧問時所作的研究報告。多年前我在陶森葛林斯潘公司時，一家受基亭所委託的大型律師事務所請我們評估林肯公司是否財務健全，可以開放該公司直接投資房地產。我根據當時該公司流動性相當好的資產負債表作出結論，他們安全無虞，可以從事這項業務。這件事是在基亭對資產負債表進行危險的槓桿操作之前，而離他被視為壞蛋的時期就更遠了。至今我還是不知道我研究開始之前他是否就已經開始犯罪。當參議院道德委員會對基亭和5名參議員（這5名參議員被稱為基亭5人組）勾結案開庭聽證時，我的報告就曝光了。遭到調查的一名參議員約翰．馬侃作證說我的評估讓他相信基亭。我告訴《紐約時報》，我不能事先看出這家公司會幹出這種勾當讓我很難堪：「當時我錯看林肯了。」沒人知道整個儲蓄產業的善後工作要花納稅人多少錢──估計大約是幾千億美元。這件事一旦做下去，國庫枯竭是可以預見的，讓布希總統的財政問題更加惡化。試著從損失裡收回一些東西的工作落在資產清理信託公司上，這是國會於1989年所創造出來的機構，專門用來出清破產公司的剩餘資產。
#@1@#儲貸銀行的抵押品中，仍在付息者已經在市場上賣掉了。如今RTC所留下來的都是看起來沒人要的資產：在沙漠中蓋到一半的商場、小艇船塢、高爾夫球場、供給過剩住宅市場裡的低俗新公寓、收購來的半荒廢辦公大樓，及鈾礦。問題的規模之大，讓我們傷透腦筋：同時在RTC及聯邦存保公司擔任董事長的比爾．賽德門計算過，如果RTC每天賣出100萬美元的資產，一共要300年才能賣完。很清楚，我們需要不同的方法。我已經不能確定是誰想出來的銷售創意了。我們最後提出來的方案是把資產每10億美元組成一個區塊。第一次標售時，我們還特地去邀請了幾十家合格的買方來參與競標，這些買方大多有處理問題資產的經驗。「合格」未必就代表「品行優良」──我們所接洽的團體包括所謂的禿鷹基金和投機者，這些人的風評大概還需要再美化一下。實際來投標的只有幾家，而且整套資產以相當低賤的價格成交──只有5億多美元。還有，得標者不只是只要支付一小部分的訂金而已，後續的款項還可以按照資產產生現金收益的進度來分期償付。這個標案看起來像是半賣半送，而且正如我們所預期，激怒了大眾監督人和國會。
#@1@#但刺激買氣沒什麼比低價更有用的了。大批投資人貪心地一湧而上參與這個活動，後來幾個區塊的資產售價就飆漲上來，才幾個月RTC架上的東西就被搶購一空。到1995年解散時，RTC共計清算了744家儲貸銀行──超過該產業的1/4。但一部分要感謝資產出售，納稅人所付出的全部代價是870億美元，遠低於最初所害怕的數字。商業銀行也有很嚴重的問題。而且比儲貸銀行更令人頭痛，因為商業銀行代表著經濟中更大、更重要的部門。1980末期是商業銀行自大蕭條以來最慘的時期；數百家中小型商業銀行倒閉，而花旗和大通等巨人則痛苦不堪。他們的問題和儲貸業者類似，承作了太多投機性放款：在80年代初期，大型銀行紛紛押寶去賭中南美洲債，然後，當這些放款開始轉壞時，他們就和業餘的賭徒一樣，只想翻本，他們再加碼，承作更多的放款，在該產業中興起了一波商業不動產的放款熱。不動產狂熱之後所不可避免的崩盤真的震撼到商業銀行了。銀行家無法確定其不動產放款抵押擔保品的價值，從而無法確知他們的資金實際上還有多少──導致很多商銀癱瘓、恐懼，而不願再放款。大企業可以運用其他管道的資金來源，例如華爾街出現了債市創新──這個現象有助於讓1990年的不景氣影響減弱。但全美國的中小型工廠和商人發現，即使正常的營運週轉貸款都很難核下來。而這個現象造成不景氣的困境更難去除。
#@1@#我們在聯準會裡所做的事沒一樣發揮作用。我們在不景氣來襲很早之前就開始讓利率趨軟，但經濟卻已經對此停止反應。即使我們從1989年7月到1992年7月這3年間調降聯邦資金利率不下23次，復甦之遲緩，創了紀錄。「形容美國經濟，最好的比喻是，我們正在向前進，但是頭頂著時速50英哩的逆風。」這是我於1991年10月對憂心忡忡的新英格蘭商人解釋經濟現況的比喻。我每6到7個禮拜見布希總統一次，通常是在會議中和其他人一起，但有時則是單獨晉見。我們在福特時代就互相認識了。1978年，他擔任中情局局長時，甚至於還曾經找我去蘭里（美國中情局所在地）吃中飯。1980年大選時頭幾個月他常常找我談經濟政策的問題。布希當副總統時，我常常和他一起在白宮裡。他很有智慧，而且我們私下相處總是很愉快。他太太芭芭拉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她看起來很有精神，令人敬畏，但他當總統時，對經濟的關心遠不及外交。
#@1@#還有，雖然他父親曾經在華爾街工作，而且他也是耶魯大學經濟系，卻從未親自接觸過市場。他並不認為利率主要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他似乎相信那是偏好的問題。這實在不是深思熟慮的看法。他喜歡把經濟政策交給高級副官。這表示我主要是和尼可拉斯．布萊迪、理察．達曼，及麥可．波斯金等人接洽。預算局局長達曼，從許多方面看，很像大衛．史托克曼──一位大聯盟級的政策智囊，健全財政管理的相信者。但和史托克曼不一樣的是，理察對人不夠坦率，而且在政治上喜歡採權宜之計。一段時間之後我就對此人敬而遠之。達曼多年後寫說，私底下在白宮裡，他強烈反對維持不加稅的承諾。但他卻試著說服總統，在他們有機會迅速解決問題時，要儘早對付赤字。但總統不為所動。到了1989年白宮才發現自己和民主黨所主導的國會紛爭不斷。太多的債務一直掛在預算上，以致於一旦不景氣降臨，政府就沒有多餘的財政彈性來因應。
#@1@#沒多久，政府把問題歸咎於聯準會。認為我們把貨幣供給抓得太緊以致於扼殺了經濟。我第一次見識到這個說法是在1989年8月，當時我打開電視收看星期天早晨的脫口秀節目，結果理察．達曼正在《面對媒體》節目上。我本來沒有很注意聽，直到我聽到他說：「這不只是對葛林斯潘主席很重要，同時對其他理事也很重要……他們應該更加小心，不要把經濟推進了不景氣深淵。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這個問題。」我幾乎把我的咖啡灑了一地。「什麼！」我說。聽到他的論點，我認為完全不符經濟常理。但後來我瞭解我不必介意：那是政治口水。財政部長尼可拉斯．布萊迪也不喜歡聯準會，他強化了布希總統把貨幣政策當成一種工具的看法，對尼可拉斯而言，把短期利率砍下來似乎是個沒有風險的建議：如果聯準會讓經濟充斥著貨幣，經濟將會成長得更快。當然，我們會在一旁監看通貨膨脹的火花，如果出現問題了，聯準會馬上就會加以控制調整回來。如果我照著他們的要求去做，我會要求砍得更快更狠，而且不用懷疑，市場會把我的頭砍下來交還給我──活該。然而，這位財政部長可不太喜歡別人和他爭辯。他和許多交易員一樣，靠著膽識而功成名就。在匯率政策的問題上，我發現他對市場的感覺相當敏銳。但他不是有整體概念的人，也不太喜歡從長期的角度思考。每個禮拜，我和尼可拉斯有一個早餐工作會，每次談到貨幣政策的問題時，我們就只是一直在各說各話。
#@1@#這樣的僵局造成處理赤字和衰退問題倍加困難，因為這表示政府老是想要聯準會作點補償動作。當1990年度預算案擺在桌子上時（布希總統終於面對他必須打破不加稅的諾言），尼可拉斯要我答應，一旦預算通過，聯準會就降息。事實上，這次所編的預算我很欣賞。包括達曼的創新，我認為大有可為，像是「付通」（pay-go）法則規定（「付錢通過」pay as you go的簡稱），任何新的支出計劃都必須先找到相對的資金來源，不是加稅就是砍預算。這次所提的預算，並沒有盡可能地大幅刪減赤字，但聯準會普遍認為，這是往正確方向邁進一大步。預算案終於在10月的國會聽證會上提出來審查，我宣稱這個預算案「尚可信賴」──聽起來像是冷淡的讚詞，但已足以讓股市大漲，因為交易員賭聯準會將馬上調降利率。當然，我們並無此打算：在放鬆信用之前，我們必須先看看預算刪減案是不是真的通過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是否具有真正的經濟效果。因此，我私底下和尼可拉斯講話時總是很小心。我說：「健全的預算會讓長期利率下降，因為通貨膨脹預期減少了。而貨幣政策則應適度反應，調降短期利率。」這是標準的聯準會政策，但尼可拉斯對此感到很失望，因為這並不是他所要的保證。
#@1@#當那年秋季不景氣來臨時，摩擦就只有更加惡化了。「太多人抱持悲觀主義，」布希總統在他的1991年國情咨文中提到：「現在健全的銀行應該健全地放款，利息應該要更低，馬上降下來。」當然，聯準會一年來已經都在降息了，但白宮要更多、更大幅的降息。在這個事件中，政府只是叫叫而已，不會咬人。當我的聯準會主席任期於1991年夏季屆滿時，曾經有一個密會，會中財政部引誘我作出承諾願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以交換下一任。尼可拉斯後來宣稱我和他們達成協議。事實上我根本就不可能承諾，即使我想這樣做也是沒用。不論如何，布希總統還是讓我續任。我想，他應該認為我是最沒有傷害的選擇：從任何方面來看，聯準會都運作得相當好，找不到其他人選可以讓華爾街喜歡，並在換人後讓股市大漲。
#@1@#事實上，當選季開始時，復甦已經是蓄勢待發。到了7月，我覺得我有相當的信心宣布時速50英哩的逆風已經部分解除。後來的分析顯示，春季的GDP年成長率為4％（GDP於1990年取代GNP成為總產出的標準指標），相當良好。但當時還無法看出來，而且，我們可以理解，總統希望成長越強、越顯著越好。當年我見總統的次數一隻手數得出來。他總是極為熱忱。「我不想攻擊聯準會。」他說道，他根據與企業界往來所聽到的事物去鑽研並提出重要的問題。他會問這樣的問題：「大家說對銀行準備的限制是問題的一部分，我應該如何看這個問題？」我很高興布希想要知道這方面的事。我覺得和他接洽比和布萊迪舒服多了，因為討論絕不會有針鋒相對的情形。但當我們談到利率時，我從來都無法說服他大幅降低利率無法加速復甦，而且還會增加通貨膨脹的風險。事實上經濟正在復甦，只是無法及時挽救選情。財政赤字可能是傷害布希最嚴重的因素。雖然1990年遲來的預算刪減及加稅讓國家有比較好的財政基礎，不景氣卻嚴重折損聯邦政府的稅收，赤字在布希任期最後一年達2900億美元。多年後，當我發現布希總統把敗選歸咎於我時，我很難過。「我讓他續任，他卻讓我失望。」他1998年對電視記者這樣說。他這麼痛恨我，讓我很吃驚；我對他並不會這樣。他這次敗選，讓我想到當年英國選民是如何在二次大戰一結束就讓邱吉爾落選。就我的判斷，布希在處理大多數對美國有重大威脅的問題，如美蘇衝突、及中東危機等，在在都樹立了典範。如果要找個值得連任的總統，非他莫屬。但如果這樣的話，邱吉爾也該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