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竭盡所能降低營運成本，中國政府大張旗鼓找金主前進內陸，雙方一拍即合。在南京大屠殺的二十年後，毛澤東試圖透過鼓勵農民在自家後院煉鋼來加速「大躍進」，結果不但沒有效果，還造成災難。它在關鍵時期迫使農民忽視農業生產，結果導致農作產量急劇下降，造成飢荒。但對毛澤東來說，目標不僅在於使工業產量提高到發達國家水平，也是促使群眾投身國家建設最前線，不能讓技術開發掌握在少數專家手中。這在現代中國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學習國外技術被視為加強中國實力、確保中國擺脫免受外國控治的不二法門。一時之間，國外投資者能從中國員工的愛國主義精神中獲益。工程師對中國獲得技術知識的熱情畢竟符合公司利益，能滿足其建立一支渴望在價值鏈上攀升的勞動隊伍的需要。如果員工心目中的最終目標是使中國擺脫對國外技術的依賴，那麼短期效果完全符合外國人收穫海外利潤的短期目標。鄧小平的名言──不管是白貓還是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無論對外國投資者還是對新型的共產主義愛國者都一樣適用。我採訪的許多人都意識到這種情況，但並不覺得矛盾。「我喜歡這種趨勢，」李小林的看法是，「而且我們的政府正在引導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十年後的情況也許會改變，但目前對中國和西方來說都是雙贏。」事實上，它一直都被視為雙贏局面。但總會有輸家吧？「在其他一些國家，我確實聽說情況不太好，他們正在喪失他們的工業，而且他們有時拍賣中國。但中國也有太多的麻煩事，我們的家庭都已承受得太多，而且我們有太多自己國家的人需要關照。」企業利益高過勞工蘇州一直是商界說客巡迴之旅必到之地，吸引多國資金的能力早已廣受肯定。也難怪勢力龐大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董事鮑伯．卡普展開動員任務的時候，會在二○○四年三月順道到此停留。他在以仿古建築聞名的蘇州喜來登酒店午宴，對來賓致詞時便開門見山：「我與各位在此相見的這一天，也是我們再度遭逢緊急狀況之時。」除了時差，到底是什麼事讓他輾轉難眠？他表示，美國全國總工會剛剛向布希政府陳情，指控中國實行不公平的勞工政策。這份剛提交的訴願狀指出，北京當局藉由大規模壓制勞工權利，以人為手段抑制勞工薪資(幅度達百分之四十七到百分之八十六)，導致美國流失多達七十二萬七千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他們估計中國以這類政策強行大幅降低出口價格，美國政府應該對中國課以高達百分之七十七的懲罰性關稅。這是第一次有人在不公平勞工措施的指控中，引用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的三○一條款，此舉也讓美中貿易商大感意外。卡普的任務是動員旗下會員的公司企業，參與委員會所發起的大規模遊說活動。這樣的策略從前曾經很有用，比如二○○二年美國國會對於是否該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激烈論戰。當時主張自由貿易的遊說團體打贏全美總工會、環保與人權團體，以及數個美國保護主義商業組織和各種美國優先的右翼團體。大型企業此次遊說扮演了什麼角色，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不到幾個星期，布希政府便全面拒絕了總工會的訴願，尤其此次提出訴願還經過精心安排算準時機，刻意要在失業率成為重大競選議題的選區給共和黨難看。布希政府敷衍表示，這樁請願案將導致「經濟孤立」，並指派內閣成員商務部長唐．伊凡斯、勞工部長趙小蘭及貿易代表羅伯．佐力克，宣布他們將透過外交管道向北京施壓，要求對方遵守連美國自己都不見得施行的國際勞工規章。布希政府已經養成習慣，在中國違反國際法規時嚴加撻伐，但僅限於損害企業利益的議題，比如違反智慧財產權和對美傾銷廉價商品等指控。北京疏於落實勞動法規以及中國勞工的困境，都不是會讓布希政府官員(或者美中貿易委員會董事)輾轉難眠的因素。然而，總工會訴願狀開出的處方，也不見得能改善中國或美國勞工的命運。指責北京導致美國工作機會流失，而無視於討好大企業的貿易政策，其實根本就是搞錯了對象，而這背後有一段悲劇的歷史。對某些人來說，工會的訴願只不過是自一八八二年支持排華法案以來，美國勞工團體操弄反中情緒的又一筆紀錄。美國全國總工會訴願狀隱含的反中之意其實不難嗅出，因為他們並沒有同樣抗議其它壓榨勞工的國家，而且美國工會成員吃苦，卻要拿中國出氣，似乎只是這個組織讓人遺憾的冷戰思維遺緒。尋找「友好」經營環境在蘇州演說過後，卡普向我承認中國的勞工問題紀錄確實「很糟」，但是他同意提高關稅或許並非讓中國勞工受惠的最好方式。另一方面，他的聽眾大多是認為中國籍員工薪水早已太高的外籍經理人。很多人也是蘇州剛成立的美國商會分會的會員，而且他們感興趣的只有進一步壓低營運成本的經商機會。誰在乎中國薪資遭人為打壓的指控，他們只想知道上哪兒才能找到可提供更便宜勞動力的友好經營環境？想當然耳，卡普演說後聽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與美國全國總工會的請願並不相干，而是關於上游一千五百公里重慶市的投資環境，因為卡普剛剛到重慶去了一趟。「在那裡我們看到了下一個絕佳的經商機會。」他帶著樂觀盡責的口吻報告說。「但是，如果說上海是龍頭，那麼重慶絕對是龍尾。」提到重慶多山的地理環境，他形容：「地形崎嶇而且非常貧窮，就像是西維吉尼亞州的阿帕拉契。」相比之下，他總結說：「下游的蘇州這裡更有優勢得多了。」這或多或少也正是他的聽眾想聽到的。對大多數人來說，西遷的時機還未成熟，雖然很快就會來到，所以還是該早做準備。有些產業龍頭已經開始動作，羊群效應保證會有更多人跟進。英特爾已經承諾要在四川建造一座工廠，而卡普也提到，福特已經在重慶生產Fiesta 與Mondeo兩種車款，然後一路運到下游的上海。重慶地處偏遠，總是濃霧密佈，在抗日戰爭時期做為陪都期間，成功擾亂了不少日軍的轟炸機。這些天然環境的缺點，對於如今想開發當地低廉人力的投資者，將構成物流補給的一大挑戰。彌補這些障礙的是重慶市三千一百萬人口，以及周邊四川省九千萬人口所構成的龐大內需市場。長江下游日漸上揚的經營成本讓投資者非常不安，他們正寄望上游提供降低生產成本的可能性以及如此大規模的消費人口。 懷抱希望的外資前進長江上游將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協助。事實上，外資將扮演重要角色，使中國政府得以兌現二十世紀末所頒佈的新政策，把國家發展的好處帶到甘肅、貴州、青海、陝西、四川和雲南等落後的西部省分，以及寧夏、西藏、內蒙古、新疆等特別自治區。這項政策叫做西部大開發，簡稱「西進」，內容包括投注大筆資金進行基礎建設，建造公路、鐵路、機場、天然氣輸送管、水利建設、電力輸送和通訊網路。此外還計畫大規模造林，除了回復生態平衡，也預先消弭經濟開發衝擊環境的疑慮。政府官員極力尋求國外金主對這個地區的青睞。為了讓這個政策看起來像是早就計畫許久，北京官員還發明了一句口號：「開發東部，轉進西部」。西進政策的背後對老一輩的人來說，「轉進西部」聽起來或許很耳熟。沒錯，毛澤東時代有很長一段時間，計畫中國經濟的官員一直奉行「內地優先」的開發政策，以彌補條約港口所享有的不公平優勢。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接著又有一九六四到一九七○年代初以國防工業為主的三線建設，指揮經濟將大筆國家資金投入內地省分。然而，隨著一九七九年後市場改革逐漸升溫，沿海省分爭奪外國資金，導致這些政治主導的措施被忽視或廢除。新的西進政策對落後的內地來說是遲來的關注。從現實面來看，這項政策也可順便解決多項燃眉之急。 最主要的一項當然就是西部地區的貧窮問題，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中國人口住在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上，其中很多人的家庭收入只有上海平均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過去二十五年來，中國達成了人類史上最快速的滅貧工作，讓三億人脫離了貧窮，但是還有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每天只能靠不到一元美金過活。除了消弭內地和沿海地區的收入差異，提高內地人民的消費能力，也能讓他們購買東部早已過度生產的商品，紓解當地日趨飽和的消費市場。還有，某些偏遠省分坐擁豐富的礦藏與天然能源，開採後將可進一步為中國的產業發展再添動力。中國所擁有的天然資源絕對不足以支撐其成長，而大部分的資源更集中在這些偏遠地區。 但是促成這個政策的很多因素其實是政治使然。中國大多數的少數民族都住在這些省分，其中大多數，比如西藏人和新疆的維吾爾族，都公開反對漢族進入他們的家園。區域開發或許能安撫把北京政策視為殖民掠地的這些人。青藏鐵路這類高難度的工程，或者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全市鋪建寬頻網路，都能有力反駁中央政府只求征服領地與掠奪資源的指控。全國統一的口號在西部邊境總顯得有些無力。共黨官員希望大規模的開發能有效促進農村地區的社會與政治穩定，這些地區也一直最讓共黨心神不寧。此外，西進肯定能加強中國最脆弱的邊境地帶。阿富汗戰爭期間北京再度加深憂慮，認為被美國圍堵的情況可能重演，因為五角大廈在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塔吉克和阿富汗等中亞共和國建立了新的軍事基地，而且早在新加坡、泰國、汶萊、印尼、馬來西亞、南韓與菲律賓有自由進出的權力，台灣就更別說了，美國對台軍售案更是巨幅增加。外資企業要是出現在邊疆地區，有可能會成為抵抗此一潛在威脅的最佳民間保障。最後且同樣重要的一點，就是北京必須尋求新的方式，來解決國內逐漸成型的失業問題。在西部創造就業機會將可解除沿海城市因外來民工造成的一部份戶政壓力，同時讓一部份的當地人才回流，「孔雀東南飛」一直是當地人才外流的
#@1@#政府的干預一直都在
有評論家很快就把西進政策跟美國十九世紀的西部拓荒相提並論，西部拓荒也是大陸規模內陸開發一個重要的例子。兩者存在幾個明顯的共通點。中國的西部是完全封閉的內陸，對到處鑽法律漏洞的投機者和投資客來說肯定能撈到好處，同時也可能成為解決勞力與財富不均的安全閥。而且就和美國的印地安戰爭一樣，中國西部也有少數族裔的族群抗爭。不過，兩者之間的不同點更明顯，其中包括中國西部某些省分已經有五百到一千萬的人口，城市有進步的都會基礎建設，古時候也有很多強盛的朝代在這裡發展而留下複雜的影響。
在中國的新「邊疆」，政府干預的手一直都很顯眼，這確實和美國拓荒的情形一樣，當時有幾百萬畝的公有地免費贈與鐵路公司和畜牧業者，或者廉價賣給炒作的投機客。中國政府除了承諾在前十年投入三百五十億公共支出，還鼓勵外國投資者在他們西進時提供許多的政府協助。除了企業所得稅率可以得到基本的百分之十五減免，特定產業還有進一步的稅額減免，優惠措施琳琅滿目。對規模最大的投資者來說，要是加上有全球知名的公司名號做為資金後盾，幾乎什麼事都好商量。更驚人的是，西進政策龐大的政府投資，完全不受二○○四年冷卻經濟過熱的宏觀調控影響。
北京大張旗鼓推動這項政策當然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官方數據顯示西部地區二○○三與二○○四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是一一％與一二％，大肆建設同時讓就業率激增。更引人注目的是，當局在全國各地招募六千名大學畢業生擔任志工投入西部大開發，但廣告僅僅兩週便吸引了多達四萬三千七百六十三人報名。參加的志願者選擇每個月只領六百元人民幣的微薄薪資，服務一到兩年後，政府便會輔導在當地或其它地區長期就業。為了立刻吸引外資熱潮，當局先招攬台商和香港商，跟沿海地區發展的初步階段一樣。有些跨國公司，尤其是急於討好北京中央政府的企業，也開始做出承諾。但是第一批外國投資者也讓當地本來就不如沿海地區開放的經濟環境窮於應付，到了二○○一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還出現了負成長。以二○○三年為例，四川的生產總值在中國排名第九，但只拿到全中國百分之二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其它西部地區加總更只拿了百分之四。接下來，探礦、觀光與農業發展等向來不開放的產業，也開始對外資開放。二○○四年的數據比較好轉，顯示有三十億美元流入西部地區，外國直接投資和前一年相比成長了百分之七十。
雖然是大張旗鼓，加上各地龐大的工程建設，西部大開發政策對當地居民來說卻不那麼實際。就商業市場來說，外商直接投資額要能夠持續成長才算是成功。如果持續有外資流入，西進政策將能開啟一波新的機會，讓外界利用中國就業情形不佳、工資低廉的人力降低成本。對已經在東南部沿海地區立足的投資者來說，轉進內陸等於就是生產外移，但卻不必離開中國。連載完(本文摘自第五、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