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來人才斷層受到國科會主委的關注，並警告與他國競爭，台灣將「死狀甚慘」，令人觸目驚心。但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這才是最關鍵性的問題。 表面上看，都是執掌勞工事務與教育政策的官員惹的禍。因為教育部硬將教授薪酬壓到港、星等國的幾分之一，連對岸大學的酬勞都遠高於台灣，使得若干名教授被挖角而去，所欲求取的師資，也往往望望然而去之，則教師陣容自將每下愈況。 另一方面，聘用國外人才乃至留用外籍留學生的門檻拉到極高，連國外素負盛名的學者專家都達不到為我所用的資格；則本國專業人才慕國外高薪紛紛求去，國外人才又重門深鎖，欲來也不得其門而入。同時，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之下，知識經濟的發展讓各國都四處網羅，我棄人取，當然使台灣的競爭力日趨下流。 不過，深入一層看，這些政府主管何以悖逆世界潮流倒行逆施，強令台灣遭國際市場淘汰，根本反映著台灣幾種基本理念。首先，深恐外國人員大量進入，會奪走台灣人手中愈來愈單薄的飯碗；因而基層勞工千方百計阻攔外勞，管理階層與擔任教職者則擔心外國高明人才流入，會搶走他們緊緊抱持的工作機會。這與工業革命之前先進國家的行會緊守門戶，不讓外人分一杯羹的心態絲毫無別。這種從上到下排拒外來競爭者的可鄙鎖國心態，才是那些政府主管最堅強的後盾。 其次，台灣社會各個階層仍充斥著平均主義，看不得別人拿遠高於自己的所得。於是，堂堂一品大員，在新加坡其身價一點也不遜色於跨國大企業的ＣＥＯ，在我們的政府，則僅比基層公務員高出些許，以免引人議論。頂級官員如此，則一般專業機構任用的人才，就必更等而下之；才出現比國外所支付者「打對折再打對折」的怪現象。 不過，不論我們如何鎖國、如何忌憚別人拿高薪，全球化的世界可一點不會心軟；人往高處爬，讓台灣的人才庫枯涸、經濟凋萎，自取其禍，可怨不得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