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這個名詞越來越常見，而其核心的概念在於社會企業（social entrepreneur），近年在美國各大學紛紛開設相關課程研究，大眾傳播媒體中亦經常提到這個字眼。不過大部分言論的重點都放在，如何運用商業與管理技能來達成社會目標──例如，非營利機構如何透過經營營利事業以帶來收益。這是一項重要的趨勢，但是本書則是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志工企業家，把他們看成轉化的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他們擁有新的觀念，能處理重大問題，他們毫不懈怠的追求願景，他們不把失敗當作最終的答案，他們盡全力推廣自己的觀念，絕不輕言放棄。管理學專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認為，企業家「entrepreneur」（來自法文，意思是「掌控的人」）一詞是在200年前，由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ean-Baptiste Say）提出，用來描述一種特殊的經濟行動者—不只是開創事業，還能「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和產出較低的領域，轉移到較高領域，並獲得較大的收益」。20世紀發展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指出，企業家（entrepreneur）是獲致重大經濟進展所必須的「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源頭。
#@1@#想一想以下兩個著名的例子：福特（Henry Ford，福特汽車創立者）與賈伯斯（Steve Jobs，蘋果電腦創立者）。藉著重新想像汽車與電腦，把它們看成大眾市場的商品，「摧毀」了這兩個產業的運作模式，為大幅提高生產力鋪路，引發一波波變革的浪潮。並且闡述志工企業家在教育、醫療、環保與殘障照顧等方面，扮演類似的角色。杜拉克指出，「志工企業家改變了社會的表現能量（performance capacity）。」本書提出許多國家的案例，說明志工企業家如何推動系統性變革（systematic change）：他們如何改變人們的認知與行為模式。其中提到的所有人物，都擁有直取問題核心的犀利見解，他們不願也不能休息，致力對社會推行自己的觀念。此外，也探討志工企業家如何讓變革成為事實—分析他們的策略、個人特質與組織特性，說明他們為何獲得成功。社會企業是全球性的現象。同時，全球最有創造力的問題解決者，並非集中在美國和加拿大。全球各地的人都面臨相似的問題：教育與醫療系統不足、環境汙染的威脅、對政治機構缺乏信心、嚴重的貧窮，以及高犯罪率等問題。但是在比較貧窮的國家，志工企業家必須用有限的資源造福最多數的人，因此他們必須發揮創意，來推動各種解決方案。無論身在美國、加拿大，還是其他國家，想積極改善世界的人，都能因他們的見解而獲益。儘管範圍涵蓋全球，探討廣泛的變革，但這些變革如何發生也有詳細說明。本書談的是真實的人如何成功達成真實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一個人必須有創造力，加上堅毅不拔的決心與不屈不撓的意志力，才能推動創新，解決社會沉痾。重要的社會變革通常始於單一的創業者──某個狂熱分子看見了問題，想出了新的解決方案，然後根據這個願景積極採取行動。這人凝聚資源，建立組織，來保護與推銷這個願景，這人為願景注入能量，讓組織專心克服無法避免的抗力，數十年如一日不斷改進、強化與擴展這個願景，直到這個最初只是個模糊概念的願景，成為新的典範。回顧歷史，志工企業家很早就出現了。創立方濟會的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就符合志工企業家的資格。他建立許多組織，並在他的領域中推動系統性變革。
#@1@#與此時相較，今日的特點在於社會企業演變成職業的一種，且成為廣受探究的主流領域，不僅美國、加拿大與歐洲出現這種現象，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也方興未艾。社會企業的興起可以視為一項傑出發展的先驅潮流，過去30年中，這項發展在全球各地紛紛出現：數以百萬計的新公民組織陸續成立。過去這些組織的定義帶有負面意涵—「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今日人們認為這些組織組成了一個新的「部門」，稱為「獨立部門」、「非營利部門」、「第三部門」，或是本書傾向使用的「公民部門」（citizen sector）。美國包括哈佛、史丹福、耶魯在內，已有數以百計的大學開設相關課程，致力研究此一部門。紐約市1990年代的就業率僅成長4％，公民部門的就業率卻成長25％。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針對8個已發展國家進行的一項研究亦發現，1990年到1995年間，公民部門的就業率的成長速度是整體經濟成長的2.5倍。杜拉克認為公民部門是美國領先成長產業。儘管公共服務組織不是新玩意兒，從以下幾方面來看，這種全球性的公民動員卻是一種新現象：1.它的規模之大，為過去所未見。2.與過去相較，這些組織在全球各地散布得更廣，也更加多元化。3.我們發現，這些組織提出拉近鴻溝的解決方案，並逐漸走向解決問題的系統化 作法—提供更好的食譜，而不是端出更多的菜。4.今日的公民組織不再受到教堂與政府的阻撓。事實上，如國際反地雷組織與國際犯罪法庭等公民組織，給政府帶來相當大的壓力。5.這些組織與企業、學術機構與政府建立夥伴關係，在許多情況下，改善了政府的代表功能。6.由於這個過去受到限制的部門，突然間門戶大開，自然造成相互卡位。新加入的成員湧入這個領域，公民部門開始體驗到創業精神（entrepreneurialism）、競爭激烈與注重表現等正面效果。公民部門當然也有許多效率不彰、浪費腐敗的組織。然而，由於新的活動大量出現，造成更多壓力，使得公民組織必須拿出成果。競爭的來臨意味著公民部門的變革即將展開，公民部門的蓬勃發展具有影響深遠的涵義：藉著增強政府的角色，改變企業的作法與態度，以及提供一波波的機會，讓人們能用嶄新積極的方式發揮才華，新興的公民部門正在改革社會，建立新的做事方式。
#@1@#一. 全球政治民主化簡單來說，過去阻撓變革的障礙，正迅速消失。過去南歐、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軍人無法容忍公民參與嚴肅的社會改革；中歐和俄羅斯的共產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政權；殖民時代的印度總督也無法允許公民活動。如今這些地區的威權政府多已轉變為實質的民主政體，或者至少是名義上的民主體制。二. 全球經濟成長想建立組織的公民需要的不只是自由；他們還需要錢。經濟中必須有剩餘財富，來贊助他們努力推動的計畫。20世紀自由市場經濟的平均每人所得增加了至少7倍。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經濟擴張尤為強勁，全球經濟每年以5％的速度成長。當所有的地區都經歷了經濟增長，就算這種繁榮並未平均分布到各階層，財富增長（藉著政府課稅或透過慈善捐款的途徑）仍讓全球各地相當數量的人可以服務公民部門並維持生計（今日許多公民組織正在探索各種方式，試圖透過營利事業來自給自足）。20世紀後半的繁榮，是社會與科學產生突破性進展的原因，也是結果。這些進展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最大的變化是，人們的壽命延長，不須掙扎求生，有更多的自由思考其他事情。1900年以來，工業國家人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30歲，貧窮國家人民的平均壽命延長近40歲，壽命延長的幅度超越過去任何一個時代。1970年代，基本教育體制擴展到發展中國家的數億人民。1970年到1985年，發展中國家的成人識字率從43％提升至60％。許多國家中產階級人數日益增加，伴隨著高等教育機會的不斷提高——光是在1970年代，全球大學數量就增加了不只一倍，使得同時擁有知識與有效面對社會問題的財務方法的人躍居高位。三. 民權運動活躍此外，過去30年中，婦女運動在全球大部分地區得到一席之地，婦運削弱了過去限制女性活動範圍與表達範圍的社會因素。種族障礙的衰落讓許多團體得到機會，如美國、巴西和南非的黑人與印度的賤民階級。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後殖民與後獨裁的世代越來越有信心，勇於爭取他們的民主權利。當然，科技也讓人群、金錢與資訊更快、更廉價的在全球各地流動。簡而言之，今日有越來越多的人擁有自由、時間、財富、健康、接觸資訊與社會流動的機會，以及堅定的信心，這些東西讓人們能用大膽的新方法來面對社會問題。四. 地球環境面臨威脅公民部門出現的另一個具有同等說服力的理由是，人們認知到社會迫切需要改變。電信革命讓數百萬人更廣泛、也更詳細的了解這個世界。由於科技的普及化，一般公民能接觸到過去只有菁英階層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才能得到的資訊。這項變遷的結果之一是，公民逐漸察覺環境污染、極度貧窮、健康威脅、侵犯人權、教育制度失敗與暴力猖獗等問題。另一個後果是人們擁有強大的通訊工具來統籌行動，打擊這些問題。促成行動的一股特別強大的推力是環境面臨的威脅。1990年代全球有10萬個環保組織，這些組織大多在1980年代建立。「過去半個世紀中，世界失去了1/4的表土（topsoil）和1/3的森林覆蓋（forest cover）。」《自然資本論》（Natural Capitalism）一書指出：「以目前的毀滅速度來看，我們這一代還活著的時候，就會失去全球70％的珊瑚礁，而它們是25％海洋生物的居所。過去30年中，地球的資源，也就是它的『自然財富』，已有1/3消耗殆盡。」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報告指出，未來12年中，全球將出現明顯耕地剝蝕、溫室效應氣體釋出量大量增加，以及熱帶森林與其他豐富物種居留地耗盡等現象，「使得目前已經存在的物種大量消失問題更加惡化」。未來將有超過30億人住在「供水吃緊」的國家。此外，到了2015年，單單在奈及利亞、衣索匹亞、俄羅斯、印度與中國5個國家，將有5,000萬到7,500萬人感染愛滋病。另一項重大變遷是，通訊科技將全球性的不平等現象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眼前，無所遁形。雖然，全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只得到全球總收入的5％；但是當這些窮人每天都在電視上目睹經濟贏家的消息時，會帶來什麼影響？底層的50％人口不再自覺無助孤立而灰心喪氣。他們走向都市化與組織化。他們發現了科技的力量。五. 政府創意、能力受質疑社會大眾更加關切全球性問題，也逐漸對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產生懷疑。過去20年中，民主體制在全球各地成功建立，但是各地的投票率幾乎都在下降，連美國也創下幾乎是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幾十年來政府的發展政策失敗，在對抗貧窮、毒品與犯罪問題的成績也令人氣餒，許多人認為，理論上政府應負責將所有公民的意願轉化為公共政策，但是政府並非最有效的工具，就實質輸送各種社會財（social goods）的角度來看，政府也不是唯一合法的工具，而且政府的創意大多比不上企業化的公民組織。其次，政府面對集中的企業力量時，政府顯得越來越虛弱無力（全球資產有25％為300家跨國公司所控制）。政府往往不能採取重大措施來保護環境，保障勞工的工作環境，近年更無法保證金融機構的清廉信譽。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商業中心副主任赫茲女士（Noreena Hertz）在著作《沉默的接管》（The Silent Takeover）中寫道，「在21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世界裡……各國之間會相互競爭，試圖取得企業能提供的投資流動、工作機會與經濟成長。政界人士需要前所未有的龐大資金，來跟競選對手競爭，以獲得選民的支持。」赫茲指出，結果是，「企業在實質上挾著強大的力量，規定全球的政客可以做什麼，不可做什麼。」當決策的菁英階層的短期利益不利於社會的長期利益時，麻煩就大了。思考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人感到沮喪。然而在今天，有一個部門提供了創造力、領導能力與充沛活力，來改善這個問題，那就是公民部門。「在一個變遷日益迅速的時代，非政府組織對於新的需求與機會作出回應的速度，遠超過政府。」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會長馬修絲（Jessica T. Mathews）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指出，非政府機構「比政府更能處理緩慢發展的問題，更能透過累積個人的影響來影響社會。」
#@1@#全球各地的志工企業家正在展現新的作法，來解決社會沉痾，也提出了新的模式，來創造財富，促進社會福祉，以及恢復環境的平衡。公民部門顯然在領導潮流，推動改革，來改善自由市場與政治體制。「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運動的稱呼並不恰當，事實上並不是一個反對全球化的運動，而是一種公民想出來的策略，以取回政府讓給企業的部分權力。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對政治領袖失望的公民們，投票率可能越來越低，但是他們用直接的方式滿足許多需求。今日人們經常在尋求有意義的工作，選擇去建立、加入、擁護或支持更有創新能力、反應更迅速、運作優於傳統社會結構的組織。這個現象具有個人層面的涵義。這些人在各地分享人群的需求，把他們的才華加以運用，帶來安全、認可與意義，並且得到樂趣。近年出現的新變化是，公民部門提供一條康莊大道，來滿足這些需求：它能結合你關心的問題，你的長處和你的興趣，天天如此，並且帶來真實的影響。當然，並非人人皆是，或是都想成為志工企業家，就像並非人人都想創業。但是今日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個新部門的活動。由於它以如此快速的步調，從如此之多的方向成長，擁有不同興趣與技能的人們都有機會投入。公民組織迫切需要優秀的管理者、行銷人員、財務專家、公關人員、電腦程式設計師、作家、業務人員、藝術家、會計師與製片家。根據任務性質的不同，還需要新聞記者、農藝學家、化學家、教師、醫生、律師、生物學家、建築師、詞曲創作人、工程師、技工、出版家、都市計畫人員與心理學家。同時，企業也越來越需要員工與管理者能充分認識到，他們的工作具有哪些社會與環境層面的涵義，並須察覺機會，與公民部門這個「特殊」的企業部門進行合作。毫無疑問，對於說過：「這行不通。」或「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的人來說，或是因為挑戰現狀、撼動體制、實現了具有「創造性毀滅」，而振奮快樂的人來說——這實在是個幸運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