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中國信託銀行前財務長張明田，因涉及中信金控併購兆豐金弊案被收押；19日，中信法務長鄧彥敦、財務副總經理林祥曦也被裁定羈押禁見；人在美國的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辜仲諒，也將在11月底前收到來自檢調單位的傳票。中信金正面臨空前的考驗，辜少加上3名重臣正面臨檢調的裁決。他們要面對的質疑，除了透過紙上公司紅火，間接掌控兆豐金股權高達9億多元的利益，究竟流至何方？還有，身為全國五大金控之一、標榜正規經營的企業，為何走上嚴重違反公司治理的捷徑，落得如此不堪？從中信金插旗兆豐金的事件，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理財周刊》社長梁碧霞邀請到投資人保護中心總經理詹彩虹、檢察官改善協會檢察官劉承武，及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共同討論，來為金融業的法規與公司治理找出改善的方向。以下為精采節目摘要：
#@1@#梁碧霞（以下簡稱「梁」）：我想先請問教授，您怎麼看中信金控透過紅火公司，買下連帶債券，間接取得兆豐金控股權這個事件的發展？殷乃平（以下簡稱「殷」）：每一家企業在處理資金的流入與流出，都有一套財務上的規畫，就像該案到維京群島成立紅火的紙上公司，就是白手套的方式之一。此外，該案牽涉到結構債，以及中信金在筆資金上的用途變更。它改變用途沒有經過董事會的決議，也未向主管機關報備，而利用紅火公司取得兆豐金股權，賺取了9億多元的現金。這個過程牽涉到公司治理跟家族企業，幾乎和台灣企業有些病態結構的情況有類似之處，所以這個案例也可以用來分析其他家族企業的問題。梁：所以您認為這是財團化、假外資，以及交易過程控管的問題。其實，紅火公司跟中信金在香港分公司平常就沒有業務往來？殷：紅火就是為了這筆交易而成立的。有很多公司證券化的過程，利用「一元公司」的組織操作財務，這在國外也時有所聞。梁：接下來請教檢察官，您認為中信金是否觸犯背信等法律問題？劉（以下簡稱「劉」）：在《公司法》明定，財務長或法務長所要負責的對象，不是單一的董事長或總經理的個人，或是他們的家人，而是股東會或董事會。股東會或董事會的議論都要經過內控的法律程序。如果被證明是犯不確定故意的背信罪，就會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1@#一般企業的董事長擁有較大的裁量權，所以要證明董事長以個人利益為先，實質惡意地去損害全民股東，或是股東應得的利益而沒得到，這樣的情形下才有可能被定罪；如果此舉是為了度過公司的財務危機，或是要達成集團共贏的目標，就比較難被定罪。依我來看，目前中信金的局勢是：處於兩者之間。其實，現今的企業內部控管的法定程序，已經不限於僅以書面或法令來規範，而是包括誠實信用的利益衡量。所以，如果大老闆把錢放在個人或家族的口袋，就算是無法可援、缺乏書面的規範辦法，仍舊是違背委託原則，危及股東的權益。以我的觀察，有些企業主的心態真的很需要再教育。當企業主在運用龐大的大眾資源，跟大眾募款的時候，必需為全體股東支出所有的款項負責，包括盈餘和使用方式等；但是，我卻看到很多為了個人的私利，甚至以金錢的方式收購委託書等方式，這種亂象嚴重傷害了大部分股東的權益。
#@1@#梁：若是辜家與紅火有關，他們可能會面臨到什麼罪刑？劉：若檢調單位全面調查與採證發現，辜家所說不足採信，紅火與辜家確有關係，而且有實質惡意傷害到股東權益的話，就會定罪。很多公司遇到弊案，通常都會有背信、業務更改不實等問題，這個留待檢調抽絲剝繭去看中信金的問題，最大的刑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中信金最大的問題跳過董事會，甚至跳過備查的金管會，若由董事會或股東會舉證屬於惡意的隱瞞後，把錢納為私有，被告就要舉證善意的隱瞞原因。很多股東會的決議，應該要規定某些事項不能全面授權給董事會；要不然就會變成董事會說了就算，而股東都不知道自己的權益已經受損了。當我在辦這類案子的時候，我會去看股東會和董事會的決議，到底股東會是否有授權給董事會去決議。所以我覺得政府的條文確實有不周延的地方。梁：像很多國內的企業都有設在境外的公司，台灣的法律管得到這些企業嗎？劉：如果母公司在台灣，當然可以管得到。梁：現在9億元的利益都掛在紅火公司，法律上來說，可否追回來？劉：要是它所取得的利益是否合法，還有是否有侵權行為等，才能決定是否要把利益要回來。
#@1@#梁：詹總經理，您怎麼看在這個案子中投資人的權益受損情形？詹彩虹（以下簡稱「詹」）：目前比較傷腦筋的是，由於修法難度的關係，追討受損權益不是那麼容易。其實這種問題在世界各地也有，如安隆（Enron），是為了特殊目的而去成立的公司，一群聰明絕頂的團隊利用財務的特長，掏空投資大眾的錢。像台灣的一些非正派經營的小建商也有類似的心態，採取「一個工地、一個案子、一家公司」的方式，等到房子賣完，公司也就消失不見了，而這時住戶的問題一一浮現，卻無人可訴。這是很多企業採用「防火牆」的技倆，實在可議。我們觀察很多地雷股的公司，都是不重視大部分股東的權益，只為了少數股東的利益，這些企業主有非常嚴重的道德障礙。殷：這時候，專業經理人顯得格外重要，必需要為股東謀取最大的權益。其實，蒐證的內容和事情的認定也是很關鍵的因素，因為追究「海外交易」的官司難度很高，我認為從這個角度辦案，辦成的機率不高。你要說它違法，是違反中華民國的法，還是海外的法？國外法規是很健全的，不論是併購的法規，或是財務工程的設計架構都比較完整。我們台灣的法令有很多的漏洞，開啟了很多弊端，問題也就跟著出來了，這是我認為可重新檢討的。我倒認為，檢調對於中信金的「公司治理」這部分是比較容易辦得到的，例如法務長或財務長這些部分。劉：我補充一下，該案未來的發展結果，要看兩方所蒐集到的證據和推論，是否明顯地壓過另外一方，來證明對方的不合理，所以直接或間接的證據很重要，操作思維的合理推演也同樣重要。樂觀來看，有時候明明知道有罪，卻無法構成犯罪事實的結果，反而成為修法的推動力，像很多司法院、法務部進行一些修法的動作，多是因為個案的不周延而改善的。
#@1@#梁：請教總經理，針對投資人對企業的期許，以保障更多的權益這部分，您的見解為何？詹：個人要有風險控管制度，企業也需要。全世界的金融集團如匯豐（HSBC）也非常重視風險控管。所以投資人會期待企業主也在這部分做好規畫。梁：我可以舉證，有些公司的風險控制長的年薪逼近了執行長，甚至超過法務長、財務長等。他們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另外，殷教授，您認為台灣的家族企業、母／子公司的問題，要如何改善來避免這些弊端產生？殷：公司治理的部分，要看管理者的心，這是很難的。通常是公司發生事情的時候，才顯露出來他是否藏著私心。在安隆案爆發之後，美國對於公司治理的法令訂得較嚴，甚至逼得很多美國公司到海外去發展，所以法規制定的寬鬆標準，也很難說絕對的好壞。台灣的企業是處於不設防的城市（處處有漏洞），而且很多家族企業把公司治理的專業擺一旁，個人擅自做很多決策，把股東利益玩弄在股掌間。
#@1@#梁：這就得考驗企業主的智慧和格局，去堅持專業的公司治理。請劉檢察官補充看法。劉：我們的《公司法》有很多相關規定，但是對於關係企業之間要禁止哪些行為，卻難從法令上看到完整的規定。如果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股份，這是合理的，但是子公司一直加碼持有母公司的話，就很有問題，《公司法》沒有把公司治理的精神也同樣放在關係企業的範疇去規範，這是一大漏洞。梁：這個重責大任呢，就有勞劉檢察官您來推動了。除了顧及法律層面外，企業要長久經營，同時也要顧及社會觀感。我想大部分的企業還是非常努力經營，回饋給投資大眾，我們仍然要給台灣金融業肯定。請教總經理，從這次的教訓裡，我們看到了社會大眾對於金融企業什麼樣的期待？詹：金融機構除了股東的金錢外，還吸收了大眾財，所以責任更重、更大。台灣本身的金融市場較小，所以大家希望引進外資，希望藉此引進高級金融人才，以及能引進世界級的資源，包括他們龐大健全的資料庫。這都是我們希望從外資身上學到的。
#@1@#梁：請教授給予金融機構未來發展的建言。殷：金融機構所要面對的是大眾，所以社會形象很重要。中信金過去是以正派經營為口號，但是現在的公信力受到影響了。企業高層在經營企業時，行為規範要能夠自律，不能為所欲為。這個案子所涉及到各式各樣的公司治理、法律問題、管理問題，還有更深一層的是，人性的問題，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記取教訓與納入規範的，才不致重蹈覆轍。劉：我在此呼籲，鼓勵投資才能增加公共利益，這是政府一定要做的。但是前提是，投資的合理風險我們願意背，不合理的風險我們要懂得去控管。目前的法律有這麼多的漏洞，但是法律永遠是不夠的，企業主不能看自己是否違反法規，在法規找漏洞，而是要注意自己是否違反立法精神，才能真正免於牢獄之災與企業危機。（本文內容摘自超視「全民拚理財」節目，請鎖定本周日晚上8點收看精采節目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