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月前，台灣管理學界的泰斗許士軍，遠從台灣輾轉地飛抵山東濟寧，因為他獲得了首屆「中華商學孔子教育獎」。在受獎當天，這位教學逾40年，作育與榮譽無數的一代宗師卻只是說：「不是自己做得好，而是做得早。」許士軍謙虛的語詞，卻也曾經是台灣得以創造經濟奇蹟的事實。而今，這個事實，卻已漸漸失去了優勢。「其實你、我都十分清楚，台灣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政治問題，如果無法根本解決政府的閉鎖態度，那麼別奢望10年之後國民所得會有3萬美元，恐怕連2萬美元都達不到。」獲獎4個月後、最關心的仍是台灣未來的許士軍說。
#@1@#目前擔任「台灣評鑑協會」理事長的許士軍直截了當地表示，台灣未來唯一的路就是全球化，但台灣把一切問題都政治化，成了邁向全球化的最大阻力，「所以，不談政治問題實為自欺欺人。」所以，許士軍也就直接以中國這個舉世搶進的市場為例，不論各國是如何與中國建立經貿關係、不管台商如何急於在中國這個發展蓬勃的市場卡位，台灣政府對中國就只有防之又防這一套觀點。「事實上，台商並不見得愛中國，他們多半比較喜歡台灣，但為了事業發展，就要因應世界潮流。」許士軍說。但政府，既不愛中國，甚至連去中國的台商也不愛。在這樣的氛圍與限制下，也無怪乎會發生半導體大廠日月光被國際私募基金凱雷所併購，以換取前往中國投資的自由。對於台商與台灣政府的關係，許士軍用了兩種有趣的形容：台商就像孫悟空，必定會找到掙脫如來佛手掌心的方法；政府就像不喜歡移動的植物，而台商則是會尋找最佳生存環境的動物，「但植物怎麼追得上動物？！」「不是說政府什麼都不要管，而是不要管企業的經營策略、方向。」許士軍對未來政府將對台商赴中國採取跨部會審查，相當不以為然。他表示，2、30年前，台灣的紡織業、電子業的確需要政府輔導，但現在台灣企業的經驗、能力都已遠遠超過政府，「政府要管的是公共政策，包括企業是否遵守環保、勞工、公平交易等相關法規。」
#@1@#「也就是說，台灣政府要做的是管制，不是管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對企業採取管制，共產主義國家政府才對企業進行管理。」許士軍批評台灣政府面對企業，依然抱持著「父母心態」，他在經續會中曾直言，政府不必以「擔心銀行賠錢」為由，規範哪家銀行要開幾家分行，因為銀行會做損益評估，不需政府代為操心。「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政府員工只有3百多人，台北市政府的員工卻高達1萬多人。」許士軍指出台灣政府組織已過度龐大，使民間力量大幅萎縮，實非「公民社會」常態，「我想政府應該少管一點，很多事情可以交給民間。」政治化是阻礙台灣發展的第一道關卡，企業本身採取的經營模式，則是影響台灣經濟盛衰的另一道重要關卡。「因為台灣企業有漸趨微利化，甚至是無利化的險象。」許士軍憂心道。過去10年，台灣企業，尤其主要是電子業為了替國際大廠代工，在生產取向下，這些企業必須降低成本、即時交貨、提高品質，還得鉅額投資設備、快速更新技術，才能獲取利潤；但近年來韓國、中國不斷搶奪台灣的代工訂單，使歐、美、日等國家的Nokia、Dell、Sony、Motorola等大廠對代工業者予取予求，導致台灣企業陷入微利化與無利化的激烈競爭。許士軍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下，「越辛苦越有收穫」的生產取向思維已不再具有優勢。歐美國家工作比台灣閒適，但經濟產值卻比台灣高，關鍵就在於，其產業是以價值為取向，以創新為核心。而許士軍進一步強調，創新，並不只是像台灣企業侷限在改善生產流程等供給面上，而是建立在需求面，發掘社會的需要。
#@1@#只是，大企業為了維持既有利益，很難大幅地創新，所以，許士軍認為，能帶動創新的主力就在中小企業。但台灣政府卻太過保護中小企業，害怕任何一家企業倒閉，結果保護越多的產業發展得越糟糕。最後，許士軍特別強調，如果台灣想要有具競爭力的創新產業，政府就不應當保護它們。因為中小企業的性質就是不怕輸，而就算倒閉個幾家，對社會造成的衝擊也很小；如果政府給予保護，這些廠商反而會在錯誤的方向努力。「我這樣說，恐怕很多人會覺得我很殘忍，其實很多官員心裡也這麼想，只是不敢說！」許士軍的直言，並不在批評，而在勇敢面對與改變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