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諺有云：「先知三日、富貴三年。」如果能先知三年，當可富貴三世，或許應將暢銷書《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的書名倒過來，更能激勵窮人奮發向上，因為必須想得與別人不一樣，才可能變成有錢人；富貴也許不必險中求，但卻得在寂寞的道路上求，而秦末漢初的任公正是極佳史例。秦朝末年，各路豪傑紛紛起兵抗秦，但也無不趁亂搜括各地的金銀財寶，滿以為有了錢便可招兵買馬、無後顧之憂，沒人想搶難以搬動的糧食；一如50、60年代，台灣沒有業者看好塑膠袋的市場，但王永慶卻慧眼獨具、投資生產，才創造了常人30世都花不完的財富。高陽在《任公與刀間》一書中提及，當時有兩個人頭腦最為清醒，堪稱政治與經濟上的先知。其一是後來擔任漢高祖丞相的蕭何，他深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廣泛蒐羅秦朝的圖書檔案、戶口冊籍；其二則是藉亂世成為一代富豪的任公，他洞悉戰亂時代最重要的乃是糧食，於是「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獨窖倉粟」，即利用地窖儲存所搶來的糧食。而後，蕭何為漢代建立沿用數百年的典章制度，任公則奠定了家族數代榮景的基礎。任公的名字現已不可考，根據《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他出身於咸陽以西一個叫「宣曲」（位於今日陜西省）的地方，秦末時擔任管理「督道」（應位於今日河南省）糧倉的官吏，督道倉是秦朝的大糧倉；群雄蜂起後，任公趁機督道倉的官糧占為己有。由於戰事範圍廣大，農民無法耕種，各路義軍領袖為了安定軍心，深怕士兵餓肚子而離營或內亂，因此即便糧價飆得再高，也得忍痛向囤積居奇的任公購買糧食，任公因此發了大財，一干豪傑所搶來的金銀珠寶，最後都進了任公的口袋。楚漢相爭5年，結果楚敗漢勝，關鍵便在於漢軍占據了秦朝大多數糧倉，楚霸王項羽即便是萬人敵，依然敵不過糧食短缺、軍心渙散，而漢初的米價漲至空前高價，根據《漢書》的記載，米價上升到一斛萬錢，是戰國時代的數十倍，加上任公大舉投資農、牧業，使其累積了更驚人的財富。高陽相信任公一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縱橫於上海的杜月笙，必定有私人武力作為後盾，方能周旋於諸雄間做買賣發戰爭財，也沒被下屬背叛出賣，否則在亂世時坐擁糧山，無疑自尋死路；任公之所以能夠打造其事業王國，憑藉的乃是「以身作則、恩威並濟」八字領導術。在司馬遷的筆下，任公不像漢初大多數富翁那般奢侈糜費，反而十分節儉，甚至還親自下田耕作。不過，任公不相信低價買進的商業策略，只購買品質最佳的田地與幼畜，並且在家規中嚴訂，家族成員、雇工與奴隸只能吃自家生產的米粟與牲畜，穿著自家所編織的衣裳，應該做的公事沒做完就不能飲酒吃肉，任公以自身為表率，因此連漢朝皇帝都十分尊重他。高陽補充並詮釋司馬遷的說法，指出任公在戰爭時與戰後初期靠著買賣糧食起家，但等到戰爭結束後十幾年後，漢朝農業生產逐漸步上軌道，百姓生活水準日益提高，具高消費力的人口數逐漸增加，任公的企業體成功轉型成生產高級農、牧、漁業產品，鎖定中產、上流階級為主要客戶。任公與其他關起門就是皇帝的富豪截然不同，他將管理制度形之文字，供家族成員、雇工與奴隸「共見共聞、彼此信守」，而他對待奴隸恩威並重，給予合理的福利制度，表現良好也給予酒肉，激發他們自動自發地努力工作，而這套制度也讓任公家族企業的榮景維持了好幾代。有學者評價任公乃以德治家、以德經商，但說他商業手腕十分精緻細膩應更為恰當，相當接近現代企業，而他也常處理地方上的訴訟爭執，並幫忙漢朝政府徵收賦稅，與今日商業團體領袖的做法並無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