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新總統馬英九表示上任後將開徵能源稅，反映溫室氣體排放的社會成本，立意甚佳，尤其是能源稅收入將用來減免或抵減其他相關賦稅，如貨物稅、所得稅等，創造所謂「雙重紅利」的經濟效果，頗值得期待。然賦稅改革牽涉層面甚廣，是否真能藉由能源稅創造環境和經濟雙贏的境界，值得深思，如：能源稅無法具體掌握環境效果，可能遠不如碳稅明顯對環境有直接成效。從國內外的經驗顯示，課徵環境稅的環境成效不易掌握，除非徵收稅率的計算和能源的含碳成分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使用者能夠從節省能源使用量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而目前行政單位、立法委員所提出的幾個稅率方案中，完全無法瞭解課徵能源稅對環境的改善情形，產生了環境政策執行上的風險。能源稅也有賦稅扭曲的問題，雙重紅利效果不易實現。各國經驗顯示，能源稅被視為可能存在「雙重紅利」效果，即開徵環境相關稅，除了可以改善環境品質之外，若妥善運用其稅收，減少扭曲性賦稅的稅率，就可望提高資配置效率，增加GDP或就業量。但是，能源稅是否真能創造雙重紅利效果，仍在理論和實務上有其爭議，因為能源稅本身也有賦稅扭曲性效果。
#@1@#也就是說，即使只課徵了一個百分點的能源稅，也可能導致成本增加，如其扭曲性效果更遠大於其他賦稅，甚至可能形成通貨膨脹、出口減少等問題。更何況，在目前國際油價高漲情勢下，課徵能源稅說不定還會有雪上加霜的問題。因此，如果能源稅的立法，真是為了反映溫室氣體排放的社會成本，那麼，課徵碳稅，即依據能源中的碳含量為稅率計算基礎，對環境的貢獻，可能來得更為具體！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制度為全球趨勢；其不但環境效果顯著，且符合環境經濟平衡之發展。要真正掌握溫室氣體總量，完成環境目標，在制度上，非總量管制政策莫屬，因為總量管制才能精確地控制溫室氣體總量，藉此達到環境品質管理的目的。總量管制制度中又以排放交易制度目前最受到重視，因為其代表的是最有效率的環境市場，以美國企業的自願性SO2減量成功案例來說，排放交易制度不但貢獻了將近70％的減量，且衍生出各種碳金融商品交易市場價格。另就全球而言，排放交易市場反映出市場上對於環境商品的經濟價值，且在2007年衍生出504億美元的市場規模，效益驚人。筆者認為，課徵能源稅，還不如課徵碳稅，而課徵碳稅，還不如逕行對溫室氣體進行總量管制，甚至推動排放交易制度，建立真正的環境市場，釋出環境價格，讓人們能夠隨著經濟的腳步調整環境的需求，重視環境的財富，真正實現環境和經濟雙贏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