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遠建築開發業者史丹福大學工程經濟系統碩士擔任醫睿醫藥董事曾任美西玉山科技協會理事亞聯資本的執行合夥人email：7citystates@gmail.com九○年代起，鑑於臺幣升值，製造業外移中國，我們就試圖擺脫原「全球代工」的角色。試想以「亞太營運中心」為定位，發展台灣成為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樞紐為目標，項目包括製造中心、海運轉運中心、航空轉運中心、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和媒體中心。結果我們知道，沒有一項成功。從綠色矽島、兩兆雙星到四大慘業接下來，我們定位自己是「綠色矽島」，以推動「兩兆雙星」，結果換來的是目前的四大慘業。這幾年，我們又開始以「自由貿易島」為定位，鼓吹加入「ECFA」、「RCEP」、「TPP」及開放「自由貿易港區」等，希望它是下一帖萬靈丹，它會有效嗎？定位確實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因它決定我們有限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定位要成功，第一，它必須要有能力掌控其成功的關鍵要素；第二，執行的人願意付出比原先預估加倍的資源，排除不可預期的障礙，以求突破。如果用此標準來檢驗我們以前的定位，就可知道，它們都注定要失敗。「亞太營運中心」的前四個中心，關鍵要素完全操控在中國的手上，它不開放「貨貿」、「中轉」、「媒體」，中心如何成立？至於後兩者，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Internet的蓬勃發展已經二十年，我們至今仍還在討論是否開放「第三方支付」及如何解決「最後一哩路」，「金融中心」「電信中心」有可能成立嗎？至於花了幾千億的兩兆雙星，卻仍是組裝心態，掌握不到關鍵技術，當然無法挑戰韓國。現在只想靠「貨貿」的降低關稅來解救。大家想想，中國會犧牲自己已經開始茁壯面板產業來救我們嗎？我們的談判籌碼是什麼？自由貿易島成功的兩大關鍵那什麼是「自由貿易島」的成功關鍵要素？它要成功途經有二：一是國內有非常強的國際競爭力產品，並且其產值在國內占的比例非常高，故其利遠大於弊。透過這個大利，再來彌補其受害的小弊。韓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它這幾年，無論是汽車、消費性電子、通訊產品等大企業，其競爭力與任何先進國家相比，毫不遜色。故如能排除關稅障礙，對其是一大利多。反觀國內以中小企業、代工為主的企業，受益者能帶給國內的利，便不明顯，所以馬總統一直掛在嘴上的「利大於弊」，卻始終無法說得很明確究竟利有多大。然而，如果台灣的中小企業，如因此而受害，那麼台灣的「貧富差距」將擴大，將為社會帶來更多的隱憂。第二個成功途徑便是「減稅輕政」，讓它成為大量交易的門戶，以希望它帶來「利大於弊」的效果，如香港或新加坡。「減稅」的政策很容易執行，一道命令，即可完成。但「輕政」呢？我們是從一個集權主義過渡過來的政治體制，組織本身就疊床架屋，而法律的設計上往往「防弊多於興利」，以至於政府的效能不彰。很多企業的經營，往往走在法律的邊緣。再加上我們的憲法是以「三民主義」為本的立法精神，本身就有很多社會主義的色彩，如何輕政？如果我們不能「輕政」又如何能享受扮演「門戶」大量交易的好處呢？以上可知，我們兩個成功的條件都不具備。所以，大家也不必指望它解決我們十六年來平均薪資不漲的困境。分權是必須跨出的第一步何以中央政府始終無法找到我們的定位？看看下面數據便能明瞭。我們的ＧＤＰ約十四．五兆台幣，組織上，我們卻採取中央集權集錢制，行政院下面包含二十二個縣市。二三一三一七個公務員中(不含國營事業)，四○％是屬於一府五院，六○％屬於地方政府。這就好像一家營業額十四．五兆的集團，下面有二十二家分公司而非子集團，而總部卻擁有四○％的員工。公司的定位，全由總部來策畫，它有可能成功嗎？如何解決此難題？分權的中央政府是我們必須跨出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