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職業決定子女的職業，父母的階層決定子女的階層，在階級固化下寒門再難出貴子；私立學校貴族化，公立學校精英化，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這些都是日本經濟學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橘木俊詔對當下日本社會的描述。研究勞動經濟學數十年的他，在《格差社會》一書中，通過詳實的資料指出，日本正在走向一個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一個階層固化、無法反映個人意願和能力的社會不能算是理想的社會。」橘木俊詔在書中寫道。那麼，哪些原因造成了階層固化？又可以通過哪些手段來救治一個走向階層固化的社會呢？日本中產階級承受了過重的負擔社會分層是指在一個社會中，不同的人群處在高低不同的等級之上的一種社會形態；而社會流動是指隸屬於不同等級的人，向其他等級升降的過程。任何社會都有社會分層，更重要的是社會流動的機會是否存在、是否公平，是否能讓最有能力也最努力的人完成向上的社會流動，得到更高的收入，獲取更大的聲望。在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裡，層級之間的邊界很難被打破，一個層級的人很難向上流動，達到更高的層級。而中產階級的裁定，可以有兩種辦法。一是如果一個人處在整個社會的收入水準的中間位置，那麼你就是中產——中等收入者。但是收入位於中間水準的人，感受上可能並不寬裕，特別是在大城市，中等收入的人可能生活水準並不太高。衡量中產的另一個標準，也是社會學家更常用的標準是：考量職業、教育和收入三方面因素。比如在西方國家，如果一個人從事白領工作，那麼通常他的教育水準和收入也是中等或以上，那他就算中產。日本二戰以後經濟高速發展，大家收入增長，都過上了好日子，即差不多九○％的人都是中產的現狀。
地鐵中的日本上班族c薩蘇借用他一位朋友的說法，將日本社會形容為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複合形態。日本的有錢人，靠資本來掙錢，是資本主義社會；位於中間的人靠工資生活，按勞動分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日本的弱勢群體則是按需求分配，過著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這裡所謂「按需求分配」的「需求」，是由專人調查來定義的。比如一個老人或殘疾人，調查之後發現收入過低，政府就提供公屋供他居住；如果調查發現他的腿腳也不太好，就在他家的牆上安裝欄杆用來扶持。但日本社會老齡化越來越嚴重，而「共產主義社會」需要的財政，基本都是建立在中產階級身上，「盤剝中產階級，提高消費稅，最高層的稅率反而不夠高，所以格差社會越來越嚴重。」此外他提到，由於小泉純一郎主張人生就是多樣的，所以在他任內，政府對於階層固化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沒有採取積極的政策加以控制和解決。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貧富差距拉大基尼係數是用來測度一個社會貧富收入差距的指標，基尼係數越大，則貧富差距越大。儘管橘木俊詔撰寫《格差社會》在於喚起人們對日本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視，但是在他寫作時的二○○六年，日本的基尼係數只是0.314，而台灣官方公布的社會的基尼係數則為0.336(2016年)，也就是說，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要比日本略為嚴重。曾有美國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速度和貧富差距這兩者的關係做過多國比較研究，研究發現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都是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而等發展達到一定水準，基尼係數開始平穩，再繼續發展，貧富差距就會縮小。但就在這一研究發表以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卻構成了這一研究結果的反例。在這五個國家或地區，與經濟高速增長伴隨的，都是貧富差距縮小而非拉大。進一步的研究指出，這得益於政府的政策，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研究指出，教育是突破階層邊界，完成向上流動的手段。一個貧民出身的孩子，透過讀書，考取好大學，畢業後找一份好工作，社會經濟狀況就能有明顯改善。但現在，一方面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在增加。富裕家庭、中產家庭的孩子花很多錢上補習班，而偏鄉的孩子考上知名大學卻比二十年前難多了。另外一方面是房價上漲帶來的影響，房價上漲強化了階層地位。以前房價沒有那麼高，大學畢業後，找一份好工作，很快就可以成為中產。現在想在台北發展，沒有父母協助買房，需要辛苦工作很多很多年才能獲得有房有車的生活，達到中產水準已經變得愈來愈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