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再讓我們把目光從荒唐的品牌對抗活動，轉到更嚴肅的主題上：批判者在經濟層面上對跨國企業的最嚴厲指控，就是指稱對方以剝削窮人做為賺取利潤的手段，尤以貧窮勞工和貧窮國家更是他們壓榨的對象。用明確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它的答案很顯然只有兩種可能性：「是」或「不是」。
#@1@#回答為「是」的部分，乃任何公司都會尋求各種機會，以把某些廉價的東西轉化為更昂貴的東西，換言之，即是要增加它的價值。因此，愈會找到這種機會，並在找到機會的同時，知道如何增加價值，公司就會經營得愈成功，而善加運用落在全球市場經濟之外的廉價資源(包括人員)，就是這類機會之一。不過一家公司要想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體中，順利營運下去，就會發現那些利得絕不可能全由自己所囊括，而必須與供應商們、旗下員工以及顧客們所共享。當然他們寧願獨享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如果這樣的話，他們的供應商、員工和顧客就會跳槽他去，到最後，這家企業也一定會被淘汰出局。然而要注意的是，答案為「不是」的部分要比「是」的部分更為重要。那些批判者常說，跨國企業所發現的絕大多數可剝削的機會，都是在貧窮國家中。其實此一說法不但大謬不然，而且還完全相反，他們在貧窮國家中所發掘到的機會實少之又少，這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絕大多數貧窮國家所面對的困難是，其他國家根本懶得去剝削他們，更正確的說，由於他們貧無立錐之地，所以能夠提供的機會就少得可憐，也難怪其他國家或企業會望而卻步。另外，下面這種說法也是同樣的不正確：當貧窮國家的機會一旦得到開發或利用，他們人民的處境就會變得更糟。其實經濟生活的內涵，就是互惠互利式的利用或開發，如果想要更清楚的描述，就是我們皆置身於一場正和的遊戲中。依照這個邏輯，跨國企業是希望賺得利潤，才對中國大陸的勞工大加利用，而中國大陸的勞工則是期望(幾乎完全的實現)能夠獲得更高報酬、更好訓練以及更多的機會，才對跨國企業大加利用。前一種說法固然沒錯，但後一種說法亦同樣正確。
#@1@#最近幾十年來，隨著跨國生產網絡的不斷發展，外國直接投資的成長，也成了眾所矚目的現象，此乃不爭的事實，而這則和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有密不可分的重要關聯。外國直接投資的成長，係關乎全球國內生產毛額和貿易，事實上到了2001年，企業外國分支機構的營業額，大幅超越了全球的出口，這些外國分支機構如今已產生出11％的全球國內生產毛額，而全球產出和投資，也愈來愈走向世界主義，毫無疑問的，這正是經濟全球化的首要指標之一。企業是由於擁有有價值的資產，如科技知識和組織能力等等，才會遠赴海外打天下，以使這些資產能夠在新的地方做有生產力且互惠互利的運用。此外，從理論和經驗中我們已了解到，許多批判全球化的人都偏好極高的進口障礙，不過我們一旦遂其所願，並以此手段引誘出對內投資的話，那麼這些對內投資，則很有可能在經濟上造成傷害。這種案例，在世銀統計資料中實不勝枚舉，比方說阿根廷政府努力地鼓勵大家，開發該國最南方的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於是在極大的關稅保護和稅負補助下，成立了一個特別生產區以組裝電子產品，像生產電視機的成本就要比國際市場貴了150％到400％，由於很有賺頭，以至於製造業者經常把完成品帶進來拆解，然後再重新組裝。到了1990年阿根廷財政部破產，其代價估計為國內生產毛額的0.5％到1％。換言之，為了要讓那幾家業者以及一、二千名員工有事可做和有錢可賺，竟犧牲了阿根廷的全體消費者和納稅人，不但在預算赤字下，讓每個人成了通貨膨脹的受害人，而且更以其他更具競爭力的產業做為陪葬，使得它們永遠無法創立和茁壯。所幸自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大部分的國家都降低了他們保護主義的障礙，使得對內投資更有益處。
#@1@#批判者並不會以這種較良性的角度，檢視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式，相反的，他們卻聲稱這些外國直接投資剝削了窮人和脆弱的人。因此，這兒所衍生的第一個問題即為：外國直接投資是否有集中於貧窮脆弱國家的傾向？針對此一問題，我已經給了個粗略的答案：「沒有！」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的統計，2001年對內直接投資的總庫存為6兆8,460億美元，其中66％係置於已開發國家，另外32％則湧向開發中國家。再進一步分析，歐盟整體囊括了39％的全球庫存，美國占了19％，而向來以全球對內投資比率之小而受到矚目的日本，則得到0.7％。另外在亞洲中則以香港的6.6％高居第一，中國大陸為5.8％，新加坡為1.5％，至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為10％，次撒哈拉非洲地區則僅有1.7％，而最低度發展國家──亦即全世界最貧窮的那些國家──更只有全球總庫存的0.6％。這時我們或許會做出這樣的結論來：歐盟一定是處於悲慘的境地，受到外國直接投資的傷害最大，而美國也好不到哪裡，至於亞洲開發中國家顯然也都陷入重重麻煩中，相形之下，非洲則在未受剝削的情況下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如果我們對這種荒謬無理略去不計，就很容易的做出這種結論：投資客是在富裕成功的國家中被養得肥滋滋的，而不是在貧窮脆弱的國家養胖的，此外相關證據也顯示出，這種情況已愈來愈多、愈來愈明顯。如果我們看看從1996年到2001年之間,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各國內部的累積總金額，就可以發現在已開發國家的比率已躍升到72％，而次撒哈拉非洲地區僅0.9％，至於最低度發展國家更只有區區的0.5％。這種情形也與世銀研究報告中的發現完全一致：該研究報告顯示出，法律基礎(其他排名分別為國家規模、所得、開放程度、通貨膨脹程度以及教育程度)愈進步，外國直接投資的金額就愈高。這點相當明顯，可供投資的機會雖然也存在於貧窮國家，但它們是否會被投資人所利用，則得視投資人如何評斷這些機會的規模(這項因素使得中國大陸顯得格外特殊)，以及貧窮國家能否允許他們放心大膽利用自身(這項因素讓香港顯得分外特殊)而定。無數的外國直接投資雖然還是持續不斷地往擁有高人力成本，以及規範制度──亦包含環保規範──健全的國家挺進，但在投資人眼中，政治穩定、個人安全度高、擁有一流的公家機構、高技術的人力，以及廣大的市場則更具吸引力，所以在開發中國家中，凡是愈有這些特質的則愈能贏得投資人青睞。此外，在開發中國家之間淨庫存的分配情形，也與總庫存的分配情形一致，以2001年而言，在開發中國家內部的淨庫存中有52％係集中在亞洲，另外40％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至於，自從1980年起即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開發中經濟體──中國大陸，更是獨占了26％，除此之外，在開發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淨庫存中，只有8.1％落腳於非洲，其中5.3％在次撒哈拉非洲地區，2.6％在最低度發展國家。其實，外國直接投資並沒有流入全球最貧窮以及規範最不周全的國家，而是流進最富裕以及規範最周全的國家。至於，在開發中國家之間，最大的流量則是進入最富經濟動能的國家，而非最貧窮且最停滯不前的國家。比較大的例外情形，則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不過可惜的是，這些受益國家的資源卻缺乏有效的管理。此外，也缺乏明顯的證據證明，外國直接投資會讓接受國變得一窮二白，只是在錯誤的政策環境下，即有可能如此。
#@1@#下一項指控，那就是外國直接投資，並非受到想要剝削窮人的動機所激勵，但是，那些流入至開發中國家的投資，在操作上確實會牴觸到窮人的利益，不過這項命題也是錯誤的。證明跨國企業之付出要遠超過當地公司，且前者對待員工也較後者為佳的證據，實不勝枚舉，這些跨國企業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乃是由於他們一流的專業知識和技術，使得他們運作起來更具效率，而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在第一時間成為跨國企業的原因所在。當然也正如一般人所期待的，這些企業通常都最會利用自己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否則就會喪失其競爭優勢，這是毫無疑問的。由美國製造業者所產生的報酬，要比高所得國家所產生的平均報酬高出1.4倍，比起中所得開發中國家要高出1.8倍，同時更是低所得開發中國家平均值的2倍。過去曾有人針對印尼製造業的兩萬家工廠進行分析，研究人員即據此做了一項詳盡的研究，並做出如下的結論：外資工廠的平均工資要比當地私人企業的工廠高出50％，而全部的報酬，前者亦比後者高60％。如果針對其原因進行更深入的經濟評估，當可發現，薪資的增加係考慮到員工的教育程度、工廠規模、設立地點以及產業特性(如資本密集的產業或能源密集的產業)。在控制這些因素後，「藍領工人」可以有12％的溢價，而「白領工人」則有22％。這份研究發現，外資的工廠不但工資水準較高，而且它們的出現，也會帶動當地廠商的薪資水準，使得後者也跟著水漲船高。由於勞動市場的需求增加、科技的「溢出」以及員工和主管的訓練等因素，使得上述情況一定會發生，而對內投資亦在這種情況下提升薪資水準。這是任何有理性的人所預期的事，可是卻非瘋狂的批判者所暗示的。
#@1@#雖然外國對內直接投資，會付給員工更高的薪資，並給他們更好的待遇，不過也遭受其他的抨擊，比方說指責這些外國投資客在全球的範圍下，引發了競賽，使得勞工規範、工資水準以及勞工權益的標準日趨降低。很難想像這相互矛盾的兩件事如何同時成立：外國企業會比本國企業付出更多的薪資，而且更善待員工，不過他們卻也導致了一場惡性競爭，使得勞工的待遇愈來愈走下坡。批評者似乎以為自己就是屬於向上良性競爭的一群。比方說赫茲就抱怨中國大陸經濟特區的員工，常遭到令識者不齒的待遇，但她是否有想到過，那種來自於國營企業「鐵飯碗」的可怕薪資水準和工作條件？在這些產業中，就業有個十分重大的好處，可是我們過去卻鮮少提及，那就是許多員工都是婦女人口。以高所得國家的標準來說，這些無疑都是較差的工作，而且工資也低得可怕，但它們畢竟還是一個可以養家活口的工作機會，同時對許多國家來說，婦女就業本身即是項劃時代的革命之舉。就以孟加拉來說，在成衣產業出現之前，地方的傳統是嚴禁婦女在工廠工作，可是如今在成衣製造業服務的140萬員工中，女性竟高達95％，且其中有70％的婦女係擔任正職。孟加拉婦女如此，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女性員工亦然。而這些現象也顯示工廠的工作乃為提供獨立自主、地位以及自尊的有效手段，當女性的參與和女性的所得有所提升時，就有更高比率的家庭所得花費在教育、健康及營養上。再者，在工廠工作也會讓婚期往後延，未來妻子能夠帶入婚姻中的資源也會因此而增加。這些都是可觀的收穫，對一個西方觀光客來說，這種工作似乎糟得根本無法想像，不過如果不在工廠任職，那麼其他的工作機會就會更糟，比方說做個完全仰賴他人的家庭主婦、受到鄙視的女兒、被賣入青樓、下田耕作或是上街行乞等等，除非我們能提供更值得信賴的替代方案，否則無異剝奪了這些人的機會。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讓一些不法情事合理化，比方說虐待這些手無寸鐵的員工，欺凌或欺騙他們，更不能把安全保障無法落實的事實予以合理化。不過，更深層的挑戰在於如何改善整個經濟體的勞動條件，而不是只著重在那些服務於出口產業的勞工朋友，卻忽略了其他更廣泛的勞動大眾。由於當地工廠的工作條件，通常都比以出口為導向的工廠更為惡劣(更遑論非正式的工作環境)，所以此點顯得尤其重要，否則一味攻訐後者則徒具形式意義。只有消滅貧窮才是正當的反應，在逃離貧窮的路上設下重重路障，只會適得其反。
#@1@#反對全球化的人士所提出的最後一項指控，就是抱怨投資人都準備移往勞力更便宜的國家，而且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達成，不過這種指控必須要嚴加駁斥。此一做法是否方便和切實可行，係有賴科技的協助，再者，當國家變得愈來愈富裕，且其勞工成本不斷上升時，利用非技術人力最密集的活動就會移往更貧窮且更廉價的國家。不過這並不是個缺點而是項好處，日本即把這種模式描述為「雁行理論」(wild geese flying)，因此，服飾的生產作業才會由日本移往香港、韓國和台灣，接著再移往模里西斯和孟加拉，最後再移往中國大陸，並極可能在那兒停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當舊的機會移往他處後，新的機會就會出現，這種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更密集的移轉行動，是我們所高度期待的，事實上，這就是「血汗工廠」之所以消失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