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會於七月五日三讀通過《台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案例，將原本持有房屋超過三戶(不含)的囤房稅稅率為三．六％，針對建商請領使用執照後，尚未銷售完畢的新成屋給予合理銷售的「寬限制」，且降為一．五％，此舉，引來巢運團體的批評，指囤房稅政策「倒退嚕」，至於建商的反應，有人說「不無小補」，有人則仍是叫苦，認為房市止跌回穩最實在。建商囤房稅有三年寬限期根據新修正的條文，明訂建商在今(民國一○六)年七月五日起取得使用執照的新屋，囤房稅的寬限期為三年、稅率降為一．五％，並回溯至一○三年七月一日取得使照，受三．六％囤房稅所制約，迄今還未賣出的房屋，可再享兩年一．五％稅率。而回想台北市政府及台北市議會於一○四年將房屋稅從一．五％大幅調高為三．六％，是為了打擊投機(資)客囤房，特別針對民眾及建商手中持有超過三戶的房子，調高房屋稅率至三．六％。在此同時，針對台北市的高總價豪宅產品，並回溯至一○三年七月一日，調高房屋構造標準單價平均約一．六倍，稅制同步大改革，將台北市的豪宅市場完全打趴，因為，有錢人持有豪宅戶數絕不止三戶。根據瑞普萊坊研究部經理黃舒衛在發表《二○一七年全球財富》調查報告時就指出，全球超高淨值人士(資產在三千萬美元以上)投資的產品偏好方面，台灣超高淨值人士平均擁有四棟住宅，數量高居全球第二，僅少於沙烏地阿拉伯四．三棟，且超高淨值人士有三九％的財富是分配在不動產。因此，當囤房稅高達三．六％的稅制一出，馬上引來建商的抗議，因為，政府打房，房屋銷售速度變慢，加上不少買在高點的已購客，寧願「違約」，被建商沒收一五％的訂金及簽約金，也不願交屋，造成建商手中餘屋量大增。若已購客不來「辦交屋」，則房屋第一次登記的名字都是「建商」，形成建商滿手「新成屋」，戶數一定超過三戶以上，房屋稅將從原本的一．五％，一下子適用三．六％，當然是筆不小的負擔。據了解，市府及市議會給予建商合理銷售寬限期，像是對建商釋出的善意，有人給予肯定，認為先前過嚴及過高的房屋稅率，對建商是不公平的。巢運批評市府自廢武功不過，巢運團體卻前往市府抗議，批評柯市長不要「夭鬼假細禮」，他們說，居住正義不是口號，更不是反改革的遮羞布！市府自廢武功，房產稅制竟不如郝龍斌時代公平、進步，這算是哪門子的居住正義？他們指責台北市議會三讀通過《台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案，完全踐踏台北市過去的不動產稅改成果，令人更痛心、憤怒的是那位口口聲聲「居住正義」，所作所為卻是向建商和投機客靠攏的柯文哲市長。他們說，此次囤房稅倒退嚕，柯市長推諉議會突襲，實際情況是市府主動向議會提出檢討囤房稅，把閹割居住正義的刀子親手交給建商和議員！顯然柯市長理解的居住正義是建商的利益，不是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權，難道市長不覺得「怪怪的」？巢運團體提出質疑，試問「囤房稅」減了誰的稅？對誰有利？「囤房稅」一降，建商便急著看好房價，已說明誰是得利者！囤房稅率調低被政治聯想除此之外，也有政界觀察人士私下表示，當初，台北市長柯文哲及台北市議員高舉「正義大旗」，大打「囤房稅」，但時隔才一年多，為何「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他要大家去想，明年台北市長及市議員又要改選了，以不少建商都會給予一些支持民代「政治獻金」的情況下，能為建商解套，又何樂而不為。據指出，自從政府通過陽光法案後，政治人物收受企業的「政治獻金」，只要合法申報，都不違法，且事後只要不爆出某單一民代為某單一建商，就某一工程案件向公部門進行遊說、施壓的話，一般都不會「出事情」。更何況，這回給予建商「合理銷售」的寬限期，是所有台北市的建商都雨露均霑，並沒有獨厚某建商的問題，因此，該政治觀察人士雖指出修法時機敏感，但又不能雞蛋裡挑骨頭，只能各自表述意見。而建商對市府及市議員所釋出的「善意」，雖然嘴裡說「不無小補」，但心情可套句時下流行語「藍瘦香菇」，因為調降囤房稅的效益，還不如房市大環境能轉好，已購客都能來「辦理交屋」，以及手中的「新成屋」能賣掉才是最關鍵的。
為大局著想 建商讓利現階段對建商來說，房子「能交屋」、「能賣掉」，手中無餘屋才是最好的結果，否則，華固建設董事長鍾榮昌也不會針對位於景美地區的「華固新天地」(使用權住宅)已購客抗爭案，大器地說，未來十年可以吸收地租。戴德梁行董事總經理顏炳立就華固此舉解析，是「虧小攤、顧大攤(台語)」。因為，若不花點成本，幫這些地上權已購客負擔未來十年的「地租」，則這些人寧願違約而不來辦交屋，那麼這些已銷售出去的使用權房子，都回到建商手中，即便有收到違約金，但以現今房市行情不好，再拿出來賣，除了「售價」不可能是兩三年前的「預售價(比較高)」外，再者，連一般房子都不好賣了，更遑論使用權的房子，此時更沒人來買，因此，華固的作法算是聰明的。此外，過去房市大多頭，建商的預售案常傳「秒殺」，幾天就完銷的捷報，當時推案量也年年創新高，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副教授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客座教授莊孟翰根據近十年建照、使照核發量(如附表)統計指出，民國九十六年的建照核發量為十萬多件，之後，碰上房市泡沫化的疑慮，加上隔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件數大幅萎縮，一般認為房市將拉回整理。稅制改革成房市終結者未料，政府在九十九年初調降遺贈稅至一○％，讓房市起死回生，而在一百年突破九萬件後，逐年遞增至民國一○二年的十二．九萬件，一○三年的十二．一萬件，而一○四年還有十．三萬件，但一○五年實施「房地合一稅」後，只剩七．九萬件。另就附表中的買賣移轉棟數來看，九十六年及九十九年均有四十萬多棟，一百年至一○三年都還有三十多萬件，但一○五年實施「房地合一稅」後，只剩二十四．五萬件，創下近二十五年的新低量。莊孟翰指出，台灣房市在民國九十九年間，還只是投資性需求，一○一年及一○二年才是投機性，之後，政府打房的動作才一波波，其中，台北市除調高囤房稅外，還回溯至一○三年七月一日開始，讓台北市豪宅案叫苦連天，再加上「房地合一稅」等稅制改革，可說是房市的「終結者」。如果將每年的買賣移轉棟數跟每年新成屋所取得使用執照的數量做對照，又可以發現，雖然近十年建商預售建案完工的數量，每年大都在十萬件以內，但買賣移轉棟數都有三、四十萬件，另即便將買賣移轉棟數扣除掉「第一次登記」，仍可發現，過去十年，中古屋的交易占了大宗，受惠者自然是各大房仲公司，以及旗下的房仲經紀營業員的薪水往上衝。其影響所及，社會的氛圍開始出現所謂的「百萬經紀營業員」，再至「千萬經紀營業員」，且在一○一年及一○二年，也是各大房仲業競出「千萬經紀人」的榮景時代。但現今，一年成交量摔落到二十四．五萬棟，且交易時間拉長，有不少房仲人員好幾個月都沒仲介成功，業績「掛蛋」，甚至有不少房仲加盟店關門，產生不少「流浪經紀人」的情況，真可說是「此一時，彼一時」。建商餘屋不去化 資金壓力大至於建商所銷售的房子，取得建照到完工請領建照，以前房市多頭，工程大都趕在二年內完工及交屋(一交屋，建商的建築融資才能轉給住戶)，但房市空頭，工程期則拉長至三年，因此，從附表的每年建照量及使照量來看，都會有時間落差。假設其時間落差約二至三年，則從使照量近五年是逐年攀高來看，建商手中的新成屋將增加，但近三年房市走空，房價普遍下滑二至三成，假設當初預售的每坪價格是一百萬元，也許現今是八十萬元，但預訂客戶違約不交屋，依規定將被沒收一五％，則就客戶來說，停損價是「八十五萬元」，就遠比市價少損失五％，自然選擇「不交屋」，而這就造成建商現階段經營上的最大「風險」。因此，近幾年，建商選擇不推新案，僅銷售「餘屋」的因應措施，就是要降低滿手餘屋的風險，因房屋登記的是建商的名字，滿手餘屋，建商每年就要繳房屋稅(若適用三．六％)，加上公告地價又調高，地價稅也增加；另外，客戶不辦交屋，建商的建築融資無法轉至客戶，就有利息積累的壓力。種種不利的因素，單就台北市政府及市議會調降囤房稅來說，僅是杯水車薪。對建商來說，最及時雨的還是房市趕快止跌回穩，才最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