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企業布局全球時，會評估各國、各個區域的利基點，能否對企業的國際化發展貢獻價值；企業一旦決定加碼，就是對該地發展的肯定。這種肯定，可以是因為該國或該地擁有製造、市場、人才的優勢，或是良好的投資環境。若一個國家或城市擁有投資吸力，就能吸引外商傾注加碼投資；反之，外商就會毫不猶豫地減資。也因此，外商的加碼與減碼，可以說是一國經濟榮枯的風向球。十幾年前，台灣是曾是外商投資的寶島，他們看中了台灣電子業發展的潛力，不斷投資，但是，近幾年外商投資的比重卻逐漸降低，是台灣經濟的警訊之一。在這次《全民拚理財》的節目中，《理財周刊》社長梁碧霞邀請到前生產力中心總經理、現任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董事長石滋宜，摩托羅拉（Motorola）台灣區總裁謝任邦，以及政治大學EMBA執行長于卓民，一同探討：台灣如何提升自我價值，讓流失的外商資金再度回頭加碼台灣？以下為精采節目摘要：
#@1@#梁碧霞（以下簡稱「梁」）：連續5年，外商對台投資的資金與比重逐年下降。十幾年前外商對台的投資很多，當時石董事長是生產力中心的總經理（編按：中國生產力中心是我國最早成立的本土管理顧問公司），推動台灣經濟競爭力不遺餘力，請談當時外商對台灣科技投資的概況。石滋宜（以下簡稱「石」）：台灣的經濟條件跟現在已經不同了。七○年代後期，我們需要靠外商引進技術，當時的政府高層如孫運璿院長等認為，台灣未來最有希望的路是電子產業，他們親自請德州儀器、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飛利浦到台灣來投資。梁：所以說，當時並非台灣具備產業優勢，而是因為執政者積極招商的結果？石：是的，這些經濟大老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十分認真地在籌畫。在引進外商的第一階段，我們培養了電子「技術人才」的中堅分子；這些外商的環境養成了許多優秀的台灣工程師，這些工程師甚至後來自行創業，如電子零組件等企業。在第二階段，外商成了培養國內「經營管理人才」的搖籃；很多經理人在外商工作久了，受到國際化潛移默化的影響，成為傑出的管理人才，像飛利浦的羅益強總裁，就是很好的例子。梁：請教于執行長，外商投資時帶來資金和人才，對一個國家發展的效應為何？于卓民（以下簡稱「于」）：董事長剛提到外商引進的重點，包括「技術引進」與「管理和專業知識（know-how）的引進」；我所要補充的是，外商的熱錢進來，會帶來擴散效果──它不只是一個外商分公司的設立，還有上、下游的供應商體系也隨之設立在這個據點，這是長期、全面性的產業鏈效應。所以，有愈來愈多的政府覺悟到：外商雖然是金雞母，但是不能殺雞取卵、淨拿好處，要讓它生很多的蛋，給地主國家更多的產業養分。梁：請教謝總裁，請談談您以外商的角度，怎麼看台灣的市場？會如何選擇設立據點的地區？台灣現有的環境，有哪些產業還有優勢，是需要保留下來的？謝任邦（以下簡稱「謝」）：剛剛兩位先進談了很多重點，對於外商企業來說，會考慮公司和政府是否能夠尋求多贏的局面，包括法規、法令等。以我的通訊行業來說，台灣是有不錯的市場，因為它比鄰近的小國市場再大一點，雖然市場沒有中國那麼大，但是在技術方面還是比中國進步。台灣某些產業還蠻有優勢的，如半導體、手機、遊戲機、面板等產業。而較弱勢的部分是基礎建設，沒有鄰近國家的方便。梁：您是指像三通這種方便性嗎？謝：這是其中一個因素。于：台灣的基礎建設的確有改善的空間，我們國家在法令規定、稅制等限制，對外商來說，彈性較低，使得企業在全球配置上覺得受到限制，就會影響在台灣發展的意願。
#@1@#梁：現在有個現象是，外商在台分公司的地位已經在亞太地區改變中。過去台灣的總經理可以直接對國際總部報告，現在，在外商的組織中，台灣的地位下降一級，跟亞太地區新加坡、上海，或香港報告，變成了「行政總經理」，無法主導亞太地區的發展。于：幾年之後，外商的高階主管會有大陸人出頭，他們的能力快速地累積，未來是個潛在的挑戰。梁：我想請教謝總裁一個敏感的問題：在台灣的外商高層可以進入亞太地區決策的核心嗎？他們給您的決策權限在哪裡？在大中華地區，您會覺得自己處在決策中心嗎？謝：以我們公司來說，在亞太地區決策者幾乎是當地，或者亞裔、華裔的人士。不過，台灣的狀況是並非所有的經營項目都進入核心決策來討論，要看該項目在台灣發展的狀況。例如台灣的移動寬頻市場發展不錯，所以我在公司討論這個項目的時候，我的聲音就比較大一點；只要市場大，在會議桌上說話，就有份量。石：對外商來說，只要能夠提出「你（外商）要什麼，我們（當地）都可以做」的話，本土的專業經理人就比較敢大聲講話。我認為外商會減資是台灣本身的問題，不是外商的問題。其實很多外商的白皮書每年都提到「直航」，顯示外商要在這個前提下，會重拾對台灣的興趣。梁：請教董事長，我們的高階經理人在亞太地區決策上，已經沒有昔日的份量了，您認為最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1@#石：這是台灣「自己打壓自己、綁死自己」的結果。由於台灣和中國在血緣、語言、文化等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先前很多外商希望將來投資中國的時候，能藉由台灣這個跳板，經營中國的市場；很可惜，我們竟沒有善用這個優勢。到了1996年，李前總統發表談論，希望台商投資大陸要「戒急用忍」、「禁止三通直航」等言論，我就認為：希望沒了！梁：您認為台灣是否已經錯過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機會？石：（毫不遲疑）沒有機會了。當初高雄若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最大的港，必須要有三通！如果當時實現三通，勞力密集的產業就可以到大陸去發展，部分工業基礎就可以留在台灣，可以達到「今晚在台灣組裝、明早送進中國市場」！如此一來，中小企業也就沒有理由要到大陸去設廠製造。
#@1@#于：我要補充一下，對外商來說，尋找據點就是要找最能讓企業發揮效益的地方，所以一個國家要吸引外資進來，必須具備某些優勢。像高雄港的地理位置在亞太營運中心來說，是很有先天優勢的，而我們卻沒有把握住這個機會。梁：請教董事長，如果要吸引外商，或是留住本土廠商在台灣的投資，有哪些是台灣現在要趕快調整的部分？石：事實上很簡單，（加重語氣）只有兩個字：開─放─。梁：開放有很多層面，包括在思想上、意識形態上，租稅率等配套措施，要如何開放？既然潮流不可避免，要如何迎接它？請教于執行長。于：我們應該嚴肅地思考：台灣在全球化的競爭中的戰略位置是什麼？要如何提供在國際社會的價值？就以現階段來說，我們的資訊產業很強，包括零組件、OEM等能力是受到肯定的，但是投資環境的狀況也是不可忽略的。前陣子在美僑商會的活動中討論到，台灣有3件事情會影響外商的投資，第1是兩岸政策，包括電子零組件、技術人員是否能夠彼此交流。第2、政策的穩定性，外商投資時都是經過一番嚴格評估過的，若是財經政策朝三暮四、爭論不休的話，外商布局會受到干擾，寧可不要投資。第3、政治的安定性，雖然大家看到國會常吵鬧不休，其實跟其他的國家比起來，台灣的政治是相對穩定的。總結來看，我們若能朝向「寬鬆開放的兩岸政策」、「一致的財經政策」的改善方向，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發展依舊有利。
#@1@#梁：我有個感想是，1970年代很多畢業生第一志願是到外商工作，是因為它提供充滿學習的環境，見識到國際企業一流的技術與管理，而且還可拓展國際化視野，當然外商的敘薪較高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後，放洋的留學生似乎變少了，想要進入外商的社會新鮮人也沒有那麼多了，大家並不積極往國際化的舞台前進，反而比較哪一家的股票分紅較多，成為找工作的第一志願。請教董事長，有關人才的部分，我們現在該做什麼努力？石：每個階段所需的人才不同，過去是技術人才，現在要培養行銷和管理的人才。其實，外商沒有全面放棄我們，這時我們更要抱持希望。愛爾蘭長期與英國對抗，曾經窮得不得了，台灣若繼續發展下去，恐怕會像百年前的愛爾蘭。我怕的是，將來有能力的人都離開台灣，只有窮人留在台灣。
#@1@#梁：我們似乎沒有搞清楚真正的對手，不是藍與綠的政爭。全球都在搶外資進駐加碼的激烈情況下，我們應聚焦在：台灣是否能從其他國家中脫穎而出？于：我覺得台灣的優勢是，我們在華人地區的消費模式是領先的，因為台灣的軟性優勢是在設計與消費品味。梁：我記得執行長曾經在別的場合提到，台灣是否可創立美學經濟，不再只會控制成本，去計較省下2％、3％的方法？我們應該要追求附加價值如設計、美學與應用等。于：所以主政者應思考的是，如何把台灣打理得更具讓外商投資的吸引力；這個道理很簡單，就像是經營一家餐廳要吸引客人進門，要專心地把菜做得美味可口。梁：要吸引外商上門，我們應該提高自己具備的條件；任何行業都是服務業，包括政府，不是嗎？（本文內容摘自超視全民拚理財節目，請鎖定本週日晚上8點收看精采節目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