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位立法委員打算提案要將「婚前不能有性行為」等「守貞課」納入課程。再度顯示了台灣的教育觀不只傳統，而且嚴重的與社會脫節。除了性觀念外，台灣設計的教育內涵，多只教學生倫理道德，不教他們管理或創造財富。儘管教育最重要功能之一，是在讓窮人家子弟得以階級翻身，但教育體系所稱訟的人物典範卻大多是不愛錢的窮人，例如孔子與其眾弟子。孔子一生窮困，最被推崇的弟子顏回、曾參也都貧無立錐之地，彷彿有錢是一種罪惡。但其實另一位學生子貢，是富甲一方的大財主，還是歷史上第一個「儒商」。往昔，中國商家常在楹聯上雕刻著「陶朱事業、端木生涯」兩行字，「陶朱」即范蠡，「端木」則指端木賜，就是孔子學生子貢；端木賜與范蠡同樣被認為是中國商賈鼻祖，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將端木賜列居范蠡之後，端木賜更被奉為「儒商」之首。端木賜是春秋時代衛國人，有子貢、子贛兩個字，也被稱為「衛賜」，比孔子年輕31歲。他在成為孔子學生之前，便在曹國、魯國（皆在今日山東省境內）間經商致富，之後更名列孔子門下10哲、72弟子之一，以思路敏捷、能說善道著稱，因此被歸類進「言語科」，該科另一人便是因在白天睡覺而名留千古的宰宇。根據學者研究，端木賜在孔子門下時依然經商，孔子曾以「瑚璉之器」（宗廟貴器）稱讚他。《論語‧先進》有此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如果翻成白話文，即孔子在比較2位學生對命運的態度，他認為，顏回差不多是接近道了，但家境十分潦倒；而端木賜為對抗命運去經商，對各種事物都看得很準。講授《論語》時一定會教的是，孔子過世之後，眾弟子都為他守墓3年，但端木賜卻足足守了6年的墓；但不一定會教的是，孔子與弟子周遊列國14年，旅費與生活費都由端木賜所張羅提供，司馬遷就認為，孔子的聲名得以傳揚，主要應歸功於端木賜。端木賜的言語長才主要發揮在外交而非商場，遂被視為縱橫家的先趨。孔子與眾學生在陳國、蔡國交界遭到危險，就是因端木賜到楚國討救兵才順利脫困；齊國大夫田常有意攻打魯國，端木賜知道孔子擔憂故國的安危，因此自動前往齊、吳、晉等國遊說，他說服田常攻吳而不攻魯，又促使吳國不攻越而攻齊。結果吳國打敗齊國，端木賜又讓晉國提前防禦吳國入侵，最後吳國不但被晉國打敗，數年後甚至被越王句踐所滅。端木賜也曾當過魯國、衛國的宰相，作生意時常常贈與各國諸侯財物，因此所到之處皆與諸侯平起平坐、分庭抗禮。儒商端木賜與宣稱「何必言利」的孟軻地位之消長，便可知儒家對商人態度的變化，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用了5千多字描寫端木賜，評價孟軻卻只用2百多字，但到了宋代，孟軻被尊為「亞聖」，端木賜在《論語》中的發言卻逐漸被貶抑。當下不少企業家皆自稱儒商，但儒商定義並非擁有高學歷或喜歡附庸風雅。端木賜的商道不依賴口才便給，而在推己及人，他曾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也送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8字作為終生格言，換成現代語彙就是，就是自己不喜歡的產品就不要賣給別人。而且根據《呂氏春秋》、《說苑》，端木賜「富而不驕」、「富而好禮」，《孔子世家》也記載他曾掏腰包幫一批魯國奴隸重獲自由，這也是端木賜成為後世儒商追比學習的原因。近代日本對端木賜相當推崇，日本首任第一任銀行總裁澀澤榮一便試圖從《論語》中破解端木賜的經商手法，並提出「《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的「義利合一論」，認為唯有如此，義與利才能永續經營；澀澤榮一更提出「士魂商才」作為儒商的標準，「士魂」是以國家為己任的儒者胸懷，「商才」則指商業才幹，兩者兼具才堪稱「儒商」。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其小說《孔子》中更預言：「對子貢的研究，不久的將來可能居於儒家研究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