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國家風險」對於一國金融市場及國內投資環境皆存在相當影響。所謂「國家風險」，可從「一國受到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的影響，造成民心浮動、社會不安定時，所產生該國之金融市場及投資環境的波動加劇」定義之。「國家風險」增加，國際間對於該國投資將卻步。而國家風險之主要考量因素，不外乎經濟及政治。上周提到，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為國際上定期對世界各國之主權與國家風險進行評估的重要機構，它針對世界50個主要國家所進行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POR)，於每年4、8、12月定期發布，為主要受國際公信而被取用作為國際投資集團進行國際投資布局的重要參考依據。橫觀BERI的POR評估報告，主要係以跨國企業角度，針對並綜合各國的營運、政治、匯率等三大風險指標(其中營運、政治及匯率風險指標又各分別包含15項量化副指標、3項質化副指標及4項量化副指標)，評估各國從事投資及從中獲利程度，作為評估投資環境優劣的依據。
#@1@#BERI最新公布2008年第2次風險評估報告指出，我國POR得分73分，較過去連續6年的72分增多1分，與日本同列全球第5名，排名在列入評比之全球50個主要國家中，僅次於瑞士、新加坡、荷蘭及挪威4國，在亞洲國家中為僅次於新加坡投資環境極佳之國家(我國的投資環境持續被列為最高的1A等級，屬於低風險、適合進行投資之國家，然而，據此次報告中所示等級被改列為1B，應為BERI作業的筆誤)。仔細「縱橫」端詳台灣歷年POR評比數字，會發現一些有趣問題。台灣總投資環境評比，18年來(1991~2008)，介於第2~6名，最高名次的第2名，一連出現在1992年至1994年3年間。於3項主要評估指標中，營運風險指標歷年多保持在第3名上下；匯率風險於2006年前持續保持在前3名以內(1991年及1992年2年之評比分數甚至為世界第1)，2006年至今則連續被降為第5名。
#@1@#「台海兩岸對立政治情勢之複雜」及「台灣島內狹隘民族意識之分歧」的兩大難解隱憂下，使得台灣政治風險受評結果，向來是表現最差的項目。而其中，有個有趣的發現，在1999年及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政治風險評比數字自第9名劇降至第16名(評比報告更顯示，之前的1992年至1996年曾經創下連5年的低政治風險時期的世界第4名)，從此，2位數的落後排名不曾間斷，顯然，國際投資客對台灣的投資信心，於「政黨輪替」後產生了極大的結構性變化。然而，最新的政治風險指標出爐，讓我們又回到了1999年排名的第9名水準。如此顯著的斷層，令長時期以計量統計量化教學的我，不免要提出一個台灣政治體兩階段門檻效果(double threshold effects)假設，而且相信量化測試結果，一定會有顯著拒絕政體相似的差異結果。的確，台灣長久來一直存在著「台海對立情勢」及「島內狹隘意識」兩大難解隱憂，造成台灣政治風險的受評結果，相當難看。結構性變化門檻效果的中間段，是一次「政黨輪替」後，「鎖國主義」思維，所造成國際投資人士的卻步隱憂(台灣政治風險2000年及2007年兩年皆得到不及格的59分評比分數，而此段期間政治風險皆也僅60分)；所幸2008年再次「政黨輪替」，新朝政府以「開鎖治國」理念為優先，提出簽署兩岸協定，促進兩岸投資，加強與大陸對等談判交流……等較開放政策，不但淡化兩岸對立隱憂，也有助於改善我國與美方的關係，台灣的政治風險因此較趨於平穩。
#@1@#兩岸對立隱憂，較趨淡化，但台灣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意識型態相左的「狹隘民族意識分歧」的問題。「藍」與「綠」，兩正、負大磁場，磁極對味了，陌生人成忘年交，磁極反味時，親友變仇家。尤其每到選舉年，這樣有趣的情境會經常出現。記得2006年3月29日，我接受中廣連線採訪，談論台股前一日(28日)大跌議題，很清楚的，稍有資訊的股民都知道，當日股市重跌265點，主要是MSCI對台股投資權重減碼，但甚少有人知道MSCI對台股減碼的主因。猶記當時，我以短暫的政治不確定性，分析當時MSCI減碼導致股跌的原因。由於藍綠正處於軍購辯爭高峰，立院爭議，甚至肢體衝突，在外資眼中，當時國家前景是何等「不確定性」呀！學過財務的人都知道，在財金學理中，「不確定性」就是風險的表徵。「風險」，它代表著波動(fluctuation)、離異(deviation)、變異(variation)，量化表示則以統計學中兩次動差根號的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為之，它們都是「不確定性」的代名詞。唯有減少國際投資客對台灣政局「不確定性」的隱憂，國家風險才得以降低。
#@1@#台灣朝野的互信機制相當薄弱，司法體制成為朝野爭議的最後防線，也是台灣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唯在全民監督的司法體制下，並由朝野同意共同相信司法體制，將所有疑慮交給法院判決，許多爭端才得以平息。有朝一日，若能平緩朝野對立，調和「藍」與「綠」，讓「極藍極綠打一架，淺藍淺綠吵一架，不藍不綠等一下」的現象不再發生，有效過渡(pass through)台灣民主陣痛期，則台灣「國家風險」將得以降至最低，有利於台灣金融市場更穩健發展，及台灣投資環境永續加強。此時此刻，沒有人不懷疑，台灣的確存在嚴重的狹隘民族意識分歧、朝野互信機制薄弱的問題，這是個歷史的遺缺，難以平撫，但優質的普民教育是社會病痛的最佳良方。為降低「國家風險」，有遠見的國家領導人及有宏觀思維的國家執政團隊，應早能察覺台灣問題的真正所在，由國家領導人及執政團隊共同肩負起大化教育的重責大任，把握執政契機，宏觀的自道德規範、自同舟精神，甚至自心靈改造，徹底展現普民教化的推行魄力，讓我們就從這一代，完成全民「蜈蚣精神」(編按：蜈蚣行走，左右同步)的使命感，上下一志、朝野同心、同步前行，為後代子民千秋大業平鋪康莊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