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不為錢吵架！孫大衛一口答應上百億的金援決策，甚至不用告知杜紀川。這對性格迥異的27年老搭檔，雖然總愛互相吐槽，卻有著無人能及的信賴默契。要價170萬美元的Bugatti超級跑車，在南加州公路上遠遠駛來，湛藍的流線車身，融入了天空。側身走下車的，是全球第1大記憶體模組品牌、金士頓科技(Kingston)創辦人杜紀川。69歲的他，穿著米白襯衫、直挺牛仔褲，如果不計奢華跑車，他身上可一點都沒有億萬富翁的味道。金援台灣DRAM廠逾百億在去(2010)年的《Forbes》雜誌美國富豪排行榜中，他與金士頓另一位創辦人孫大衛，名列全球富豪榜第136名，身價各達26億美元。同樣有台裔背景的雅虎(Yahoo!)創辦人楊致遠，僅以11.5億美元財富，排行356。這可以看得出杜與孫兩位老大哥，雖然低調、不出名，但積累的財富比網路小老弟還要多得多。事實上，杜紀川與孫大衛，闖出世界第一的祕訣，也只有一個關鍵字：錢！他們目前的資產，不僅能夠衣食無虞過好幾輩子，更在血流成河的記憶體模組產業中，為金士頓奠定厚實的競爭力。孫大衛決策 杜紀川不知因為口袋深不稀奇，真要懂得花錢的哲學，卻很不容易。金融風暴時，台灣DRAM廠力晶、茂德、南亞科一個個陷入虧損陰霾，嚴重的甚至要步上德國奇夢達(QIMONDA)倒閉後塵。孫大衛當時一看情勢不對，如果台灣供應商全都撐不下去了，對金士頓來說也很危險，因此他決定伸出援手，金援數字總計達上百億。金士頓是世界第一的DRAM與Flash模組品牌，由於始終堅持股票不上市，共治至今的杜孫兩人，則各持有一半股權。也就是說，金士頓的一切，都可以簡單分成兩半，但這金援決策，孫大衛竟然連一通電話，都沒有主動告知杜紀川。「我們平常不講話的！」孫大衛半開玩笑地說，他甚至沒有杜紀川的手機號碼。換做一般公司，如此大事情，決策流程可能要花上個把月。如果是上市公司，董事股東你一言、我一語，意見肯定更為分歧。孫大衛一人就在台灣豪氣的開出支票。為了挹注台廠現金流，金士頓大把買進DRAM顆粒。杜紀川遠在美國加州總部毫不知情。「我都在花他的錢！」孫大衛如今笑著回憶說。「David(孫大衛英文名)就衝出去買了一堆回來！」杜紀川也雲淡風清地說。這互信基礎，是27年的積累，如今來看，孫大衛的善意，也換來了高回報。金融風暴時，DRAM價格直落底，從2美元以上報價，自由落體般跌到0.4、0.5美元，但金士頓仍一路吃貨，願意接下台廠的產能。這使得金士頓的庫存水位，從2個月健康標準，一路拉高到緊繃的6個月，金額則達10億美元。金士頓的財務部門，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給採購部門電話，急切詢問：我們在什麼價格買進？今天又要準備多少資金？一日三市的行情，讓大多數模組廠都收手了，深怕在看不到底部、消費市場需求不振的情形下，買多賠更多！金士頓卻在孫大衛授意下，就是不停的買，毫不手軟。錢該花就花 換來賺更多錢該花就花。這是杜紀川與孫大衛的簡單經營學。「大家都說金士頓傻！」金士頓副總裁陳思軻微笑著說，當時根本沒人敢拿錢出來。結果DRAM行情大反彈後，金士頓低價買進的庫存，一下子飛漲了3倍。在杜紀川口中，金士頓在2009~2010年，「真的賺了很多、很多的錢」！2009年，金士頓營收達41億美元，去年更攀升至65億美元，這是金士頓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24億美元的激進成長，相當於5座北京奧運「鳥巢」體育館的造價。連年的大成長，奠基於無怨無悔的買貨付出。雖然不是上市公司，金士頓並不公布獲利數字，但好比在期貨市場「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的簡單概念，可以想見杜紀川與孫大衛荷包裡的銀彈，在金融風暴後已經是天文數字。模組廠分出高下的競爭力，在資金實力。「一切都是錢的問題！」孫大衛說，眼看價格一直跌，但買貨還能不手軟。這要有好心態，也要有深口袋。好心態，就是金士頓對供應商的善意所致，而這換來了大回收。根據研究機構iSuppli的調查數據，金士頓在去年全球記憶體模組市場占有率高達45.8％，遙遙領先亞軍威剛科技的7.6％；根據拓墣產研的分析，金士頓去年全球市占率逼近51％，營收與2009年相比成長了95％，除了對於DRAM價格的預測眼光獨到外，打入PC-OEM廠記憶體供應鏈更是營收大幅成長的主因，以一線PC-OEM廠的規模量來議定DRAM價格，讓市占率更上一層樓。兩人不同調 卻都很大方尤其金士頓的高市占率，成了大量記憶體貨源的出海口。杜紀川分析說，如果沒有超過一百多個國家的消費者認同做後援，很難在短時間內，把那麼多的庫存順利去化。因為如果迫於庫存壓力選擇拋售，賣出價格肯定不會好看，但金士頓有多年累積的通路與品牌資源做後盾，從來不用愁。其實，杜紀川與孫大衛性格迥異，兩人常常王不見王，甚至隔空鬥嘴，外人來看總會覺得他們根本不合。杜紀川愛開超跑，孫大衛則曾開一輛冷氣壞掉的貨車好幾年。杜紀川有著翩翩君子風度，穿著走成熟雅痞路線，孫大衛則是一件POLO衫走天下，菸酒不離手。「Kingston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兩個老闆彼此信任又慷慨，把好的因果一直帶進來！」金士頓營運製造部門副總裁陳建華觀察說。他在金士頓從追快遞貨車的小弟做起，20年下來，現在已經是掌管整個公司營運的大總管。「如今對我來說，錢只是頭痛(headache)的事！」杜紀川說，到了他這個年紀，銀行帳戶數字多寡，已經毫無意義了。在杜紀川口中，錢不能買到快樂與平靜，雖然他收藏多達8輛跑車，但他也清楚物質欲望毫無止境，該把財富拿出來與人分享。的確，他與孫大衛的共同點，都是很大方。金士頓文化 恕字可形容幾年前，金士頓有一個女性員工的先生罹患惡性腫瘤無法工作，導致家庭經濟陷入困境。孫大衛知道後，就幫忙付房貸，直到這位女性員工的先生過世，現在還繼續付下去。杜紀川則有一次到餐廳吃飯，在門口看到一個美國乞丐。他大方給了200美元，還特地關心詢問了乞丐生活上的難處，為何淪落？結果乞丐回答說，因為沒有錢買好一點的衣服，所以不能到一般公司去面試。杜紀川當下就跟乞丐約好，明天同一時間在餐廳門口，他會從家中帶一些衣服來，但結果乞丐卻沒出現。很多大老闆都願意花錢做公益，但真要親身花時間去幫助別人，幾乎所有人都說排不出時間來。更難說去真正關心受助者的心理需求，這看得出來杜紀川的善意與誠意。小到自家員工、美國乞丐，大到台灣DRAM廠，在杜紀川與孫大衛心中的份量，幾乎是一樣的。他們不會考慮金額的多寡，只要是好事，就一定去做。在陳建華口中，金士頓的文化可以用一個「恕」字形容。他強調，兩位老闆對任何人事物，都懷著再簡單不過的助人善意，從不計較回收，「往往換回來的，都是意想不到的回饋。」最好的例子是，杜紀川曾經買書、送電腦給洛杉磯的放牛班學校，點滴改變了很多黑社會青少年的命運。意見若不合 兩句話解決這段故事後來改編成好萊塢電影《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讓他與金士頓的善行全球皆知，這是花大錢都買不到的公關效益。「當時我準備要演自己的角色，結果試鏡後被導演拒絕了！」杜紀川笑著回憶說。更關鍵的是，他們從不為錢爭吵。「我們意見不合，就兩分鐘！」孫大衛說，往往是一個小事，講兩句給點建議，就解決了。杜紀川說，如果孫大衛金援台灣DRAM廠還需要他同意的話，效率上肯定會差很多。孫大衛一個人阿莎力說了算，這誠意對方肯定感受得到。兩人的交情，確實堅貞。杜紀川愛說，「這等於他嫁給我，我嫁給他了，我比David的太太還了解他。」但兩人口頭上也常吐槽。杜紀川常說，「我有頭髮，他沒有頭髮。」孫大衛則是說，杜紀川總愛遲到，沒有讓人等上一個小時不會現身，「他開跑車時，眼前看到的高速公路，跟我看到的哪有差別？」這樣的一堂互信課，花了兩人27年的時間，日夜學習。展望未來，這對擁有極佳默契的好搭檔，起碼還有10年的掌舵時間，他們今後還會為金士頓寫下什麼精彩故事？
